王淑芹: 制度建设是社会诚信建设的关键

当前，我国应着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创设不敢失信、不能失信的社会环境，增强社会成员的诚信意识，遏制失信蔓延。

我国现有保护诚信行为的外围法惩罚力度普遍偏低。社会成员的诚实守信，既来自人们对诚信道德价值原则的认同和信奉而形成的道德信念与良心，也源于法律对虚假失信行为的严厉惩治而形成的道德不可侵犯性。在一定意义上，法律是守护道德的安全门，是阻抑不道德行为的拦截坝。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欺诈失信行为的严惩相比，我国的外围法对欺诈失信行为的惩罚规定，存在着刑罚程度偏低以及后果论定罪问题。欺诈失信成本和风险低下的现实，在客观上就产生了“纵容”非诚信行为的道德悖论。

我国社会征信方面的专门法律制度缺位，导致信用信息无法合法采集和广泛使用，影响对失信者的社会制裁力。市场经济的陌生人社会诚信建设，与传统熟人社会诚信建设的最大不同，是在发挥熟人社会口耳相传诚信信息传递方式的同时，必须要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使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得以保存和广泛传播。社会征信系统的建立，既需要信息网络平台的技术支持，也需要发展信用记录采集和评价的相关组织机构，更需要促进信用信息合理采集和使用的相关法律制度。因为征信的前提和基础是信用信息能够依法采集和使用。目前我国尚无一部专门针对信用信息采集、使用、披露、保护的全国层面的信用法律。

“诚信无用”论，产生了消极的社会示范效应。 “诚信无用”的存在，是虚假、欺诈、失信等行为未受到法律应有制裁、背离违法受罚法律逻辑所致。欺骗失信牟利行为的横行，意味法律惩治不力。“谁诚信谁吃亏、谁欺骗失信谁获利”严重扭曲了诚实守信与虚假失信的正常博弈关系，是滋生机会主义“选择性守信”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