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为收入低工作累尊严少 基层法官离职

12年法官年薪不过十万

什么原因让一个刚刚成熟又年富力强的法官离职？陈默很坦诚，“这里面肯定有收入的因素。”

陈默的同班同学，有很多毕业后也没离开这个城市，所以时常聚会，尽管每次聊的话题不尽相同，但总离不开各自的生活。“聊起来的时候，总得说说生活、工作的新变化吧。其实不用说，看也能看出来，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最近在玩什么。”

同学们在各自的职业领域奋斗了十多年，都到了小有成就的时候，有些做律师的已经成为律师楼的合伙人，做法务的进入了公司的高层。“我有同学的年薪已经有七八十万，我月工资还是四五千元，工作12年，年薪也没有超过10万，这差距就很明显了。”

陈默说，12年前刚入职时，月工资只有一两千元。不过，那时候，有一些季度奖，还有较高的年终奖，“年终奖大概有2万块钱。”不过，2004年工资改革，法官与公务员一样实行“阳光工资”，季度奖没了，年终奖变少，“一个月四五千块钱的固定收入，多年没有变动过。工资与审案子数量也没有关系了，干多干少都一样。”

陈默在结婚之前，依靠父母的资助早早买了房，但是他很多年轻同事都买不起房，“他们中很多是外地大学毕业生，连租房子都费劲，别说买房了。现在，公务员的工资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也没必要隐瞒自己的想法，现在的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开始提倡自我价值。到我这岁数，是该思考一下自我价值的实现了，而且，生活的现实压力就在面前。”

北京市高院院长慕平在2014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告诉媒体，“北京法院工作人员8576名，其中政法行政编制6303人，具有法官职称4168人，事业编426人，聘用制人员1900人。2008年北京法院收案突破40万件，近期保持40万到43万之间，去年收案41万。平均每个法官每年立案101件，多数法官长期加班加点，呈高负荷状况。”

为了弥补损失，北京市法院系统在扩充编制，不过新晋法官因为太过速成，导致经验不足效率不高。而另一方面，据慕平介绍，目前法院行政后勤保障637人有法官职称，占15%；886人是院长、副院长、庭长等，主要精力投入于审判监督指导管理，占21%。这样算来，有36%的法官实际上不经常办案。

这些综合因素，都让陈默这样的业务骨干更忙更累，更觉得自己“不值”：“我们真没有加班费，可能外人不信。”

晋升难等

加速他的离职

陈默承认自己新工作的收入比当法官高出不少，“加班的时候，心里也能平衡一点。”但他觉得，自己下定决心离开法院的最主要原因，是当初激励自己进入法院的“神圣感”一点点消失。

“我们都是公务员，而且跟其他公务员没有多少区别，别看审判的时候是高高在上的法官，但出了法庭，就有可能被拉去扫大街、捡烟头、协助春运，这种时候，我就觉得一点神圣感都没有了。”

因为长期受行政化和地方化影响，法院的法官们也像其他行政机关公务员一样，需要参加一些“义务劳动”。“我不是说扫大街、捡烟头不对，这本身是好事。但我昨天还坐在法庭里判案，今天就上街捡烟头，自己感觉法官该有的威严在瞬间与我无缘了。幸好扫大街的时候不用穿制服，不然遇到曾经的当事人，我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随着扫帚的飞舞，陈默说自己感觉穿越到了小学，参加“大扫除”，“如果那时候知道当法官以后还得大扫除，我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愿望了。”

除了这些琐事，陈默还得眼巴巴地盼着自己能晋升，从副科正科到难以企及的副处、正处。“官大一级压死人啊，行政级别不是为了那点工资，有时候是让自己能腰杆硬一点”，说到这段的时候，陈默压低了声音。

“法官进社会也有助于普法”

法官不能依靠自己的专业水准而享有成就感，让陈默觉得自己很“不职业”。而十八大之后的变化，让他觉得法官们离职业化不远了。

“法官就应该有自己的序列，2013年，最高法就开始提出来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就是让法官们能有单独的序列。”陈默提到了深圳的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2014年出台《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法院将工作人员划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并对各类人员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

“总体的前景是越来越明朗的，所以，我也跟原来学校的老师打听过，现在的孩子虽然越来越现实，但像我们当年那样立志当法官的还是有不少”，陈默觉得，法官队伍需要新鲜、专业、有职业理想的年轻人加入。

而他自己，从体制中出来进入社会，也是一种积极的求变，“别觉得我们是哭着喊着要离开法院一样，对个人价值的追求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我现在法务部的同事中，也有原来的法官，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我觉得，法官进入社会，把法制观念带进企业，对现在越发激烈的商业竞争是一种规范，对普法也有非常大的帮助。”(记者孙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