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文和他的工友们：115名务工人员的北京讨债记

新华网北京1月2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张漫子)2014年12月31日下午,在北京市通州区金榆路七天酒店旁的一所小平房里,115名务工人员从“张老板”处领到了他们半年的工钱共计230万元。冻得两颊通红的工友们紧攥着到手的红票子,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一刻,我们等了89天”

“终于有钱买票回家了!不枉我等了89天。”老家在安徽蚌埠的刘绍文摇着手中的一万八千元,高兴地说。他马上开始忙着订票,想尽早见到老婆孩子。

其余的工友排着长队,一个接一个地拿钱、数钱、签字、画押,跟家里人通话,或是查火车时刻表,或是打包行李,忙得不亦乐乎,与八十多天以来的四处辗转、漫长等待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刘绍文告诉记者,他们3月初至9月底在朝阳区一个建筑工程队做工,总共115人,来自甘肃、河北、河南、安徽、山东、湖南等地,多是老乡介绍来到北京打工的。他们主要从事两个工种,一种叫大工,做些抹灰、砌墙的活计,每天可拿到一百七八十元;另一种叫小工,做些推车、搬砖一类的活计,每天工钱基本在一百四五十左右。半年的工程做完,该结工钱的时候,却被告知“盖的是违规建筑”,原本天天照面、招呼他们做工的包工头也不见踪影,手机一直无法接通。115名工友除了对他的名字和长相略有印象之外,对公司名称、家庭住址等其余信息一概不知,更不知从何找起。

“整个10月、11月我们都在等待,可一直没有包工头的下落。我们一百多号人只好找到朝阳区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解决不了,建议我们打官司,可我们连吃饭的钱也没有。”工友孙志兵说。

87人曾“蜗居”地下通道

10月初,建筑工地的宿舍也因停工被关门,115人被赶了出来。刘绍文和他的工友们带着他们仅有的行李——一身衣服、一床被褥、一个装有欠条、身份证、手机充电器、家人照片的塑料袋,走上了长达89天的讨债路。

12月22日,近100名农民工因没钱回家、没钱住宿而露宿街头、花坛等公共场所,三天后因“有损市容”“浑身发臭”被附近的执法人员驱赶到距朝阳门450米的一处地下通道。

记者从27日上午10时起全程记录他们一昼夜的生活。除去因病回家的少数,其余87名农民工住在一起,有85个男人,2个女人。为了晚间取暖,他们的被褥彼此紧挨,其中仍不乏受寒感冒的病患。

当天晚上8时25分,几名二十多岁的务工者结伴走出地下通道,在通道不远处的肯德基门口拨通了家人的电话。湖北的小王告诉记者,“地下通道里没有信号,接不到家人的电话。”

晚10时38分,他们三五成群聊着天。当记者问道在哪里洗澡时,他们说已有二十多天没有漱口了。

夜里11时,他们不除衣物钻进被窝,有的枕着报纸睡,有的蒙上脸便沉沉睡去。一对靠西边的夫妻相互依偎,睡前男人脱下帽子给女人戴上。

凌晨1时许,他们睡去,地下通道内只剩下过堂风声、沉睡的鼾声。

“我们不懂法,只想拿了钱快点回家过年”

在外露宿的几十天内,部分饮食、被褥甚至衣服,都由居住在周边的“好心人”提供。由于失去了收入来源,多数务工人员无法回家甚至无法联系家人。

“出来一年了,没有钱怎么回家。直到现在我都是瞒着家人,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睡地道、没吃没喝,拿不到工钱。”一名年仅18岁的打工男孩告诉记者。

多数务工人员肩负着养家糊口的责任,在外打工一年,年底回家还要给家人一个交代。

“还建着房子的时候我就想,累点就累点吧,赚的3万块工钱可以拿回家过个好年了。置办年货,买些鱼肉啥的腌起来;给两岁的孙女买个新衣裳、小玩具,还有她喜欢喝的优酸乳;给家里换个煤气灶,以后就省得老伴再烧柴火了。”提到家人,50岁的庞忠林流下眼泪,“拿不到钱,没办法向家里交代。”

12月28日凌晨,或许是得知记者追踪此事,87名“蜗居”地道的务工人员在建筑队几个负责人的劝说下全体搬离了地下通道。孙志兵告诉记者,“我们同意搬走是因为他们承诺12月31日给我们工钱。”其中50人暂住在草房附近的一所平房内,继续等待。

直到31日下午,让工友们苦等了89天的工钱终于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发到手中,因病回家工友的工钱也由其他人代领。

在寒冷漫长的89天内,由于缺乏法律常识,115名务工人员可以做的只有等待。

“我们不懂法,也不知道应该签合同,老乡介绍我们来打工,我们就来了,以前都是这样,工程做完了就给钱。”刘绍文说。

由于缺乏维权意识,115名务工人员无法提供建筑队“包工头”的真实姓名、单位、地址、身份证号等信息,拨打过法律援助电话,也没有结果。

在被问到“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务工时有没有签合同的打算和要求”时,多数务工者依然表示“我们不想这些,只想拿了钱快点回家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