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调查：国际化大都市因何发生重大惨剧

很多公开信息早已透露危险信号

张弘通过多年研究得出一个判断：如果以一国之力或一个地区之力来举办一个特大型的活动，出事的可能性反而小。政府作为主办方会高度重视，长时间准备。从近些年发生的类似事故看，往往是非政府主办的、民间性的一些活动，如灯会、展览会和一些体育赛事，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故。例如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杭州西湖烟花大会烟花窜入看台烧伤百人，再早的如太原迎泽公园踩踏事件等。

从这个角度看，他认为不是能力问题，根本原因是政府麻痹大意，“心防”懈怠了，而“心防”应该放在第一位的。对这个活动可能发生的短时间内大量人员的聚集可能产生的后果预案不够。“这是非常要命的事情。”

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其实，公开的多个信息都已经透露出危险的信号，但是都被管理者忽视了。

外滩一直是上海最著名的夜景区之一，最近连续3年对岸的跨年灯光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往观赏。2013年12月31日，外滩地区的人流量据称接近30万人。当时，外滩附近采取了不少限流措施，例如公交地铁到站不停、交通管制等。2014年上海外滩虽没有大型跨年活动，但自发前去观景等活动的群众仍不断增多，一些管制措施却没有及时调整。

截至2014年12月31日22时37分，上海地铁全网14线337座车站已共计运送乘客超过1000万人次，打破全网客流最高纪录，更轻而易举地“击败”上年同日的889.8万人次。

31日21时，不少网友已在微博上晒出照片，由于人流规模不断增长，导致外滩附近人山人海，几乎已经难以挪动。张弘认为，类似大型活动的通信和信息告知渠道要畅通，活动换场应该确保公众能够知晓。

此外，专家分析，大型活动中公安机关负有监管责任，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应事先提出警示和警告。从目前报道中看到的情况，有关方面对可能发生的事故，预案中没有考虑到。

哪件事是决定性因素？专家称均属“触媒”关键还是人多

在关于事件原因的还原、分析中，有两件事情最令人关注：一个是观景台“有的想上、有的想下，形成对撞”；另一个是所谓“撒钱事件”。

张弘说，从观景台出口发生的拥挤来看，那里发生了力学上的“成拱效应”，想进去的人和想出来的人挤到一起，牢牢堵住，两头顶起来了。

“上海外滩观景平台地形狭长，陈毅广场的台阶结构也不利于人群流动，对这些高危地带，应有应对大人流量的特别预案，事先作出更为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包括警力配备、志愿者力量、各种保障措施等。”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五晓说。

事发后，有目击者称当晚发生了“撒钱事件”，引起很大骚动。这个说法引起极大反响，一时间，似乎“撒钱者”成了罪魁祸首。但多位现场目击者的说法和判断互相矛盾，甚至冲突。

现场目击者吴涛认为，“撒钱事件”和踩踏的发生有联系。“当时，有人在外滩十八号三楼窗口‘撒钱’，有些‘美金’随风飘到观景平台附近，引起小孩和年轻人捡拾，进而引发了混乱导致踩踏的发生。”另一位目击者陈先生也称，“撒钱”一度引起人群骚动，有行人驻足围观和起哄，诱发了踩踏事件。

但目击者余萍却表示，当时观景平台的斜坡上下都挤满了人，“‘撒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观景台本来就拥挤不堪了，还有几个小年轻拥挤起哄，上下的人流挤在一起，是导致踩踏的主要原因。我觉得和‘撒钱’没关系。”

张弘认为，人多是决定性因素，其他都是触发性因素。“别说有刺激性行为，这种时刻，只要有人突然倒地，就有可能发生连锁踩踏。”

他说，最重要是环境预防不够。从上海此次事件的画面来看，外滩地区人员稠密到无法立足，能容纳人的地方基本全是人了，找不到一个可以疏散的区域，那么应急通道在不在？有没有预留疏散的区域？一旦发生人员拥挤怎样协同？从环境设计角度看确实存在很大问题。这种大型活动，对人数要控制，行走路线、疏散路线不能出现堵塞和堆叠。而且，必须保证公安、救护等应急队伍进场畅通无阻。

对于网上传播的“撒代金券”和“有人持刀”的情况，警方表示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滕五晓说，对特大型城市而言，安全管理应该设立一个常态化的职能部门，其有能力统筹涉及城市安全的各个重要部门，并监督、保障安全措施的执行到位。“现场拥挤、混乱、失序的场面，手足无措、慌乱焦虑的人群，也暴露出我们长期以来在应急演练、安全教育等方面的缺失。”

由于发生踩踏事件，包括一些地方表示要取消类似大型活动。张弘认为，这是因噎废食。关键是相关部门的预案、保障应对措施要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