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宁波12月31日电 (林波 李佳赟徐小勇)石浦渔港潮起潮落,浙江省象山县东门渔村村民张睿民从出生起便枕着大海的涛声入眠,从最早的木结构渔船千帆竞发到如今的钢质渔轮首尾相连,50岁的张睿民见证了从鱼虾满仓到寥寥无几的时光流转。
随着近年来海洋渔业的逐渐枯竭,“东海渔仓”陷入无鱼窘境,世代捕鱼的船老大开始陷入了“守业”与“成本”的攻坚战,而新一代的知识型“渔后代”们或是“出走”渔村,或是带着技术回归。在这片永不静止的海面上,迷茫与希望并存。
渔民陷资源匮乏窘境
青年流失渔村空寂
大海,是自然给予东门渔村这片土地最为惊喜的馈赠。当长长的岸头排满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海带与苔条,再配合远处渔家女子在夕阳下编织渔网的剪影,整个东门村似乎都陷入到一种极度温柔的色彩之中。
但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东海渔业资源正逐渐枯竭。张睿民回忆说,曾经只要轻摇舢板,一网便能捕获百斤大黄鱼,“而如今,随着渔业资源的减少,近海区域的大黄鱼都没有了。”
尽管东门村渔民的渔轮不断升级,出海范围也越来越远,但效益却逐年下降。“有时候出海一趟,亏本回来也不一定。加上渔网、采购、船体维修、柴油等费用,出海一次平均要花费约三十万。”张睿民略显激动地比划着三个手指,担心海风盖过他的声音。
而在距码头不远处的东门渔村宅屋内,一位渔民老伯倚靠在斑驳的门墙旁,他眯着眼告诉记者,由于田地资源缺乏,东门村的村民世代以捕鱼为生,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岛进城,东门村渐渐变得灰冷与黯淡。
“村子里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年轻人都搬出去了,只剩下老人。”老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古旧的房屋随着主人的迁出,在时光的水痕中变得破败,而为数不多的新建楼房内,也只剩下劳累了半辈子的渔民老夫妻。
孙晴的丈夫是一名船老大,但她却并不希望怀中嘤嘤啼哭的儿子“子承父业”。“最近几年捕鱼的效益下来了,再加上风险又大,如果不是因为没文化,找不到别的技术活,我也不希望老公继续出海捕鱼。”
“我们在石浦镇上买了房子,每个月回村看望老人一次。”孙晴坦言,她的弟弟在大学毕业后就去了宁波城区工作,买房后也顺带将户口迁了出去。
面对村子年轻力量的流失,渔文化的传承也将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补网了,以后这项手艺怕是会失传咯。”码头上,一位头戴斗笠的村民一边用梭子飞快穿过网钩,一边叹息道。
而在一旁,标立着“渔文化民俗村”的指示牌在海风的吹拂下轻轻晃了晃,最终又悄悄归于平寂。
“海洋资源维护与渔业传承相互交叉。”在宁波大学海洋学院院长严小军看来,渔业资源的保护是根本大计,资源的枯竭必将导致渔业的衰落,若海洋无法休养生息,捕鱼技术及渔文化都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革而被搬进博物馆。
“外来户”成为渔民“生力军”
船老大弃捕鱼谋转型
随着本地“渔后代”的流失,大量来自安徽、四川等内陆地区的年轻人成了渔船上的主力,渔民结构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据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统计,目前宁波市共登记合法渔船6700余艘。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一打三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林建国表示,近年来外省籍务工人员逐渐成为宁波市海洋捕捞业的“生力军”,“比如象山的渔船,除了船长,大部分的人都是外来人员。”
船老大李勇表示,外来船员主要通过中介或者是老乡相互介绍认识,他们的平均工资为每月一万三千元左右,高的甚至能达到两万元,即使这样,也是一人难求。“由于人手不够,每次我都亲自跟着出海。”
今年35岁的王成来自四川,2010年,他通过朋友的介绍来到象山港成为了一名“新渔民”。“由于之前没有出海的经验,第一次上船就吐得脸色发青。”在船上等待再次出海的王成回忆起来仍显得心有余悸,“捕鱼实在是苦。”
趁着离开船出海还有几个小时,王成和几个老乡搭着海上摆渡船回到了岸上,海上的寂寞生活使他们更加珍惜岸上的风景,他们打算在出海前再绕着村子逛一下。海风中,这几个年轻的背影显得有些落寞。
而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减少,不仅渔民构成发生了变化,沿海捕鱼产业也在冲击中开始了转型,世代捕鱼的渔民开始尝试“洗脚”上岸,东海边逐渐衍生出了油品船、渔运船作业及船舶修造、制冰、冷藏、加工、销售等配套产业链。
今年55岁的詹文明原是一名渔民,捕鱼效益下降后,他便购买了一艘拥有1000多马力的渔运船,用于对海上刚捕获的鱼货进行速冻、分类、加工、生产等流水作业,被业内人士称为“移动的海上冰工厂”。
驾驶着这艘可抵4艘钢制渔轮、往返可容纳5万多箱鱼货的“庞然大物”,老詹穿梭于各大渔场。通过实现与海上渔轮的对接,老詹在第一时间对鱼肉进行了冷冻处理,保住了最鲜美的口感。
“现在的人嘴巴越来越刁,都爱吃新鲜的,而且我开船去海上买鱼,可以节省渔船来回往返的时间和柴油,渔老大都愿意把鱼低价卖给我。”詹文明说。
望着海上起伏变化的潮水,詹文明感叹,自己从15岁开始捕鱼,现在鱼少了,光捕鱼已经不行了,“人要变,才能找到出路”。
“渔后代”携技术回归
专家呼吁配套制度支持
詹文明的儿子即将研究生毕业,此前父子俩的谈话中,儿子明确表示不会回来继承父亲“衣钵”。虽然不愿意回归,但小詹还是想助父亲一臂之力,凭借自己在信息时代所练就的嗅觉,他为父亲的冷冻船开设了网上店铺,架构起冷冻海鲜的网络销售渠道。
如今詹文明的生意经已经拓展至福建、江苏等地,并逐渐向海外市场延伸。“年轻人想法活络,眼界比我们宽。”言语间,老詹还是希望儿子在外闯荡一番后能够回归。
虽然渔村的年轻人逐渐“出走”,但由于难舍从小侵染的渔村环境和海洋文化,在象山石浦,仍有不少年轻人进入正规院校、接受专业知识后,重又回归“船老大”的队伍中。
李勇就是其中一人,见证了父亲从小渔船到大渔船的变更,正值而立之年的他不甘心被一艘渔船捆绑住自己的手脚。
“信息社会,能接触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前些年,大学毕业的他,回到石浦跟随父亲出海。
在大学里,李勇学习的是经济管理专业,近几年兴起的海上养殖项目正是他考察的方向。最近一段时间,李勇频频到青岛等地考察海上人工养殖项目,也与高校专家进行了沟通。他告诉记者,近年来海上渔业资源逐渐枯竭,光靠捕鱼,并不能实现长期发展,从长效机制考虑,他决定慢慢转型,进军海上养殖业。
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认为,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枯竭,渔业产业带的转型创新之路势在必行,但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社会需对转型渔民提供相应的培训教育和技术引导,从失业保障、工商减免等社会保障方面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今年,浙江全省开展了修复振兴浙江渔场暨一打三整治行动,在打击非法捕捞生产行为的同时,还在行动中注重堵疏结合,力促渔民平稳实现转产转业。“为满足渔民的专业需求,宁波各个县市区开展了对转产渔民的再就业技能培训,并对转产渔民所从事的海水养殖、水产加工、市场流通、休闲渔业等项目建设进行补助。”宁波市海洋与渔业局科技经贸处处长张士锋介绍道。
站在海堤上,望着远处微起波澜的海面,李勇的心中也颇不平静,“希望人工养殖能重现昔日‘海上粮仓’盛况,这片熟悉的海域能再度繁荣起来。”(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