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新常态 迈向新阶段（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这四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两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当然，并不是所有落后国家都能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也不是所有开启追赶进程的国家都能完成整个追赶周期。在追赶的道路上，不乏“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沟沟坎坎。

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追赶、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后发优势仍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8，蕴藏着较大后发优势。这突出表现在：虽然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但劳动力总量丰富、成本相对较低，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较快；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均明显增加，供应链的效率和覆盖面具有较大优势；虽然市场空间有所缩小，但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仍有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制造业内部具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的潜力，拥有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寻找、发现和整合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技术水平的进程尚处于初期阶段。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具备实现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在1978—2012年的35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9.8%。在不考虑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GDP上调的情况下，若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4%左右和7%左右，则“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速可达到7.8%，高于7%的预期目标。“十三五”期间只需保持6.5%的年均增长速度，即可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与此同时，进入新常态后，后发优势的内涵、供给和需求条件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等也将相应转变。从增长动力看，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从比较优势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更多依靠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看，由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注重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我国经济正在和即将发生的变化，表明追赶进程将迈向更高阶段，既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变，也是从数量扩张型增长阶段向质量提升型增长阶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