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增速换挡期的新挑战

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包含了明确的转换方向、时间和持续改革三个方面。转换的方向就是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型增长。

一是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部门的过渡，农业部门的劳动效率与现代部门的劳动效率一致，实现城乡一体化，经济结构调整更主要依靠市场进行“出清”调整。我国当前完成了产业结构增加值的现代化转化，但没有完成就业配置现代化的转化，农村部门就业仍占30%，很多农民完成了职业转换，但没有完成身份转换，中国仍处在中国二元结构转化过程中。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没有完全成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状态。改革仍然是这一阶段重中之重的任务。

三是经济增长贡献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源的提升，而不是要素的不断递增的投入。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最大的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不断下降，人力资源错配，大量优质人力资源向非市场部门集中，这难以形成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优化配置。解决好技术进步激励机制与人力资本的配置机制才能完成生产方式的转变。

上述三个方面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转换，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政策激励是重要的方面。“新常态”转向真正的新阶段，需要自我的不断改革和结构调整。

二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要义就是利用好经济减速时期进行最为积极地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称之为“减速治理”。只有利用减速压力推动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我国经济进入到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是最佳的“减速治理”时期，通过体制改革和结构性调整，在增速换挡期过程中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减速是经济体的一次大的“清洁”，熊彼特称为“清洁机制”，即淘汰落后企业，推动创新企业发展，但这一理论机制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特别是亚洲国家，在赶超过程中，政府支持的项目或企业都不愿意被清洁，反而抗拒减速清洁，形成所谓政府支持的“僵尸”企业，将创新企业所需资源吸入，而减低了创新活力。因此减速治理的核心就是利用“减速”重建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增长机制。韩国就是一个“减速治理”成功的案例，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进行了结构性改革，成为一个近乎完全开放的经济体。在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不仅可以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降低创新的劳动力成本，而且能够激励包括新建中小企业在内的不同规模企业参与技术进步，从而为创新外溢效应的发挥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的“减速治理”包含着市场化改革和现有存量的结构性调整，而且在宏观政策上要有足够的定力，让减速成为一个“清洁机制”清理“僵尸”企业，鼓励创新，为新体制建设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