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需要众人拾柴

有人说，上海法官邹碧华之所以受到整个法律界的尊敬，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与他所分工主管的上海司法改革试点有关，与当下“法治中国”建设有关。就在他离世前后的一周，复旦投毒案二审的子夜激辩，聂树斌案的异地复查，呼格案的沉冤昭雪，让人们既体味到司法改革的紧迫，也感受到司法改革的前行。而继今年6月经中央批复通过试点方案、上海成为全国司改“排头兵”后，半年来，又有6个省市的司法体制改革方案获得中央批复同意。无论从力度还是广度看，司法改革正在更大范围内积极有效地推开。

改革的千针万线，最终要靠担当者牵引。十八届四中全会给司法改革注入强大动力，激荡起人们的法治梦、中国梦。面对这样的改革大潮，能否把握历史机遇、凝聚社会共识，如何推动司法改革、建设法治中国，不仅需要法律界人士认真探讨、积极探索，也需要上自国家下至个人的同心向力，构建起共同体意识。这，或许正是我们要从“邹碧华现象”中汲取的可贵力量。

——编者

合力啃下司改“硬骨头”

舒锐

很少有哪位法官在离去时，能够像邹碧华法官这样得到如此赞誉和惋惜。这当然与邹法官个人学识与人品有直接关系，更重要的，是引发了人们对司法改革的关注。

邹法官是上海法院司法改革的主要“操盘手”，而上海正是全国司改的排头兵。“出师未捷身先死”，人们为之发出“船到江心，操桨者骤然沉默”的感叹。实际上，法律人惜碧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他们对司改的思考，甚至是忧患意识。

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试点工作正在进行中，四中全会更对司法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今天的司法改革，涉及诸多“硬骨头”，改革已不可能如改革初期那样受益者广泛，必然触动部分既有利益。改革就是保护合理利益、剔除不正当既得利益。司改就是要让法律共同体得到保障与尊重，让普通民众得到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务。

知易行难，案多人少、待遇低、压力大、得不到尊重，这是不少法院工作人员的直观感受。如果说，邹法官是为司改献出生命的第一人，那么我们必须警醒，不能让更多可敬、可爱的法官们以离开法院的方式为司改牺牲。而这需要靠职业保障、职业前景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司改成功不能通过法院一家之力而得以实现，更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干将莫邪，投炉问剑；碧华尽瘁，献身司改。司法公正高效是关乎全体人民福祉的事业，但愿碧华法官的逝去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对司法改革应有的重视，让我们携手将其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以慰天灵。

（作者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

建立改革者共同归属感

宋通

邹法官去世后，在媒体报道中看到他说过的一句话，颇能引发我的共鸣和思考。他认为，律师对法官的尊重程度，表明一个国家法治的发达程度；而法官对律师的尊重程度，则表明这个社会的公正程度。这提醒我们，在法官与律师之间，是不是除了“对抗”，还可以有“相惜”？而这种相惜，或许正是建立改革者之间共同归属感的体现。

在我的律师执业生涯中，与法官、检察官打交道可谓数不胜数，同行之间交流时，最常慨叹的，就是律师办案不易。一方面，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律从业者不理解，甚至冷嘲热讽；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法官和律师的关系。邹法官的离去之所以在律师界引起震动，甚至包括许多未曾与之有接触的律师，就是因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跨越本职的法治精神。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中国司法改革之路漫漫，需要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授以及职业立法者、社会法律服务者等在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一起为之努力和奋斗。法治文明是现代社会进步的表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完善是法治社会运行的载体。没有法律职业共同体，何谈法治？法治不成熟，亦难有发达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律师界对邹碧华法官的悼念和称赞，让“法律职业共同体”曙光微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新一轮司改的大背景之下，构建一个趋于成熟和发达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必将成为司法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一步。

（作者为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行政与政府法律顾问业务研究会主任）

改革现场离不开身体力行

田飞龙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在当前司法权威不高的情况下，“邹碧华现象”或许提供了中国司法权威成长的一条新路径，即：不以官阶和法律强制赋权，而以法官身体力行的典范行为提升司法权威和公众认同度。

“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的描述，不仅勾画了推进法治与德治的蓝图，更对法律人提出了必须具备的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素养。中国法治的深度推进、规范发展，必然要求有自身的榜样和典范作为职业精神的肉身承载，这是邹法官的职业天命，也是司法权威成长的一般规律。职业权威并非直接来自法律规定，而是来自担纲这一职业的自觉主体的典范行为。正是在具体司法和司法改革上的价值取向和实际成就，邹法官赢得了法律界的尊敬。他的身后哀荣，决定了“邹碧华现象”不会一骑绝尘，而是响应者众。

司法改革是一个职业的集体事业，需要牺牲奉献、典范个体与公众认同。作为后发法治国家，中国司法一直在为提升权威与地位积极努力。这些年来，司法界一直在寻求一种复杂的“赋权”安排：第一，体制赋权，即通过穷尽体制性司法资源以盘活“存量”，获取自上而下的司改空间，以扩大“增量”，新一轮司改也命意于此；第二，文化赋权，即通过法治观念的继续启蒙，改变法官在政治与社会文化中的处境和地位。一些法官主动进行法律译介和写作，彰显此意；第三，魅力型人格赋权，即通过法官典范的树立赢得自下而上的公众认可。邹法官几乎在上述任何一个层面均有不凡表现，因而积极稳健地推进了司法权威成长。

中国司改，也有着改革之艰难，接续的是中国百余年探索现代治理模式的宏观政治使命。“邹碧华现象”也是对所有改革领域的隐喻和启发。在一个新的治理时代到来之际，尤其需要无数“操盘手”身体力行地奋斗在改革现场，竖起新一轮治理改革和时代精神移转的风向标。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助理，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