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事件思考：人口结构变化冲击美国现存秩序

但也应看到，少数族裔参政比例仍远低于其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少数族裔能够选出其代理人，但很难改变其自身命运。市政管理机构大多由白人主导，白人主导社会治理体系的局面并未改变。以弗格森地区为例，该地区居民中有三分之二是黑人，但这一地区53名警察中，只有3名是黑人。弗格森所属的圣路易市市长以及市议会6名成员中，有5名是白人。

经济方面，表现在族裔之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地位之间的差距更加悬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美经济结构调整，美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较快，而很多少数族裔特别是拉美裔、非洲裔多从事白人不愿做的工资水平和技术要求都比较低的行业。金融危机以来，美经济疲弱，失业率居高不下，族裔之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非洲裔和拉美裔构成美贫困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此次经济危机造成白人与非洲裔的贫富差距由危机前的4倍扩大至6倍。

不仅如此，族裔间就业率相差也很大，美家庭中非洲裔及拉美裔的长期失业人数几乎是白人的两倍，白人中产家庭数目则是非洲裔及拉美裔的20倍及18倍。这加剧了少数族裔特别是拉美裔、非洲裔对社会现状的不满，种族歧视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贫富分化与种族歧视相互叠加，族裔间社会地位的差别更加悬殊，种族矛盾错综复杂。

社会文化方面，表现在主体文化受到挑战，社会更加分裂、流动性降低。首先，由于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别，各族裔居住和就业等相对集中，美国的白人和少数族裔仍倾向于生活在自己的社区。不仅白人与少数族裔间有隔阂，三大少数族裔相互间也存在严重的不信任感。种族结构的变化导致族群分裂日渐加剧，社会更加碎片化。

其次，少数族裔人口增长较快，在语言、文化、宗教乃至生活习惯等方面更难与欧洲裔白人融合。美多元文化色彩更加浓厚，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白人构建的美国民族认同感下降，美国社会的熔炉效应减弱。

再次，美精英体制、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使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进一步降低，底层民众已很难仅通过个人努力进入上层。对本身就处在弱势地位的少数族裔来说，“美国梦”变得越来越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