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空心村调查：爸妈接放学是最值得夸耀的事

编者按：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空心村”是一个普遍存在但却较少有人关注的话题。上周四，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新华日报、中国江苏网记者组成全媒体联合采访团队，来到南京西北角农村——浦口石村调查采访两天，与村民同吃同住。记者在凛冽的寒风中走进一户户村民家里，通过文字、视频和影像，记录下一幕幕农村生活图景，体会“空心村”里老人和孩子们的寂寞和思念，思考城市化背景下个体的命运和乡村未来的前景。

祖辈的爱，无法代替父母的怀抱

12月12日清晨7点，冬天的乡村，尤其冷。南京浦口区石村卫生所门前，23个孩子登上开往石桥镇石桥小学的校车。记者坐在孩子们中间，问：“爸爸妈妈都去外地打工不在家的，请举手。”13只小手齐刷刷地举了起来。

一辆校车，是一个村庄的缩影。石村位于南京西北角，与安徽和县、全椒交界，全村4200多口人中有2000名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在村里的基本是老人和孩子，石村属于社会学家眼里典型的“空心村”。

从石村到石桥小学6公里左右，校车大约开15分钟。坐在记者身边的是三(2)班的陈冲，一个单眼皮、尖下巴的活泼男孩。他从书包里拿出头天晚上的英语作业，是一张剪下来的心形，上面用铅笔画着爸爸——穿着工装裤，妈妈——梳着长辫子，还有他自己——毛绒绒的头发根根竖起，画上每个人都笑眯眯。他指着作业说：“爸爸妈妈都在南京打工，爸爸送饮料，妈妈卖衣服，”关于父母在外的生活，他知道的和自己的简笔画一样简单。

“他们很忙，很少回来。”

虽然对父母的情况知之甚少，但父母的电话他能一口报出，“他们回来的前一天晚上，我都会打电话，让他们到学校接我。”对这个9岁男孩来说，爸爸妈妈来接他放学，是值得他在小伙伴面前夸耀的一件事，也是他童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石桥小学的学生来自周边几个乡村，几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全校将近800名学生中，父母均外出打工的超过200人，有的班级6成学生是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群体，无论是作业完成率、准确率还是上课的专注度、遵守纪律的情况，都要比别的孩子差一些”，该校一位教高年级班主任再三叮嘱记者不要写出他的名字，以免班上的留守儿童看到伤心，“教育学认为，儿童自发养成良好习惯的概率很小，这个过程需要父母的陪伴、辅导、鼓励以及适度的强制，在家庭教育中，爷爷奶奶无法代替父母。”

学习困难，在石村二年级男生俞斌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晚上8点，记者走进他家时，昏暗的灯光下，他正盯着作业本犯愁，“紧盯”、“察看”、“感激”的近义词他不会填，奶奶茆华翠一边请记者帮忙辅导，一边诉苦：“他爸爸妈妈都在常熟打工，每年只有春节和夏天回来两次。他爷爷走得早，孩子从一出生就是我一个人带。”现在孩子上学了，茆华翠最犯难的是，她不识字，孙子作业不会做，她光着急，帮不上忙，不管刮风下雨，她都得带着孩子到左邻右舍家找大孩子帮忙。

朋朋(化名)则是一个特殊的留守儿童。傍晚，记者随村里的苏守安老人走进他家，三开间平房，墙上贴着十来张奖状，这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在外打工的爸爸妈妈已离婚，他被判给了父亲，但他不知道的是，爸爸已在外地另组家庭并又有了孩子，朋朋不是新家庭的一员，而是被“丢”给了爷爷奶奶。

浦口沿江小学副校长朱梅和一些志愿者经常来石村帮助留守儿童，朱梅最担忧的是，“志愿者毕竟不是父母，无法给孩子家的感觉。这些留守儿童长大后如何理解家庭和责任？如何表达爱与被爱？他们又将怎样做父母？”她认为情感需要在生活中习得，而家庭是情感学习的第一教室，如果有可能，父母一定要尽量把孩子带在身边。

老一辈故去，年轻人还会回来吗

阴转晴的天气格外寒冷，早晨9点，地上没有一点化冻的迹象，86岁的周奶奶扎着蓝头巾，守着两个担子站在菜场门口卖菜。

菜场不是天天开放，每逢阴历一、四、六、九一早，周边包括安徽一带的村民来石村赶集，这里才会成为一个集市。周奶奶家住双兰组，为了占一个入口处的地方摆摊，凌晨3点多，她就挑着20来斤白菜、芹菜和葱从家里出发，二里多地要走一个多小时，每次卖菜收入不过二三十元，但这位86岁的老人说自己不觉得累，她更愿意自食其力，靠劳动养活自己。

记者买下老人的菜，陪她回家。这是一间简朴的平房，鸡笼就放在堂屋里，里面还有一枚刚下的蛋。老人的房子旁是小儿子的两层楼，当年盖这幢楼是为孙子娶媳妇，如今却丝毫派不上用场，儿媳和孙子都在外打工，只剩小儿子守着房子和家里的田地。邻居周太秀告诉记者，村里原本有70多户人家，现在有20多户迁到城里去了，双兰组现在不光没有年轻人，连一个吃奶的娃也找不到。

28岁的孙子还没结婚，是这位86岁的周奶奶反复念叨的心病。她不用小儿子赡养自己，甚至觉得自己拖累了小儿子不能外出打工，这个在村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太太心里很清楚，走出村子，日子才会越过越好。

村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看起来甚至有点像乡镇，清一色的二层楼，外面贴着马赛克——只是太安静，房子多数关门落锁。路边每隔三五十米就有一个塑料棚——里面不种菜，而是坐着老人们，安安静静地打牌、打麻将。

在一个塑料棚里，记者和73岁的佴宗凤老人攀谈起来。老人家境不错，三个子女都在县城工作，孩子们常接老人去城里生活，但是佴宗凤和80岁的老伴还是喜欢石村，喜欢和那些认识了几十年的街坊邻居唠嗑拉家常。

因为冬天大棚暖和，佴宗凤让两个侄子在院子里也帮着搭一个。记者走进院子，发现忙活着搭钢架扯塑料布的也是两个白头发老人，一问才知道，他们今年都是65岁。白发侄子帮白发叔叔干活，是这个村庄里常见的景象。再过10年、20年，当这一代老人故去后，村子又会是什么样呢？

乡村的夜晚格外寒冷，除了路灯照到的地方，村子像睡着一样黑沉沉的。记者借住在石村校外辅导站临时布置的房间内，房间的灯光把一位叫耿宗义的治安巡逻员引来了。他告诉记者，每天晚上，他和三四位巡逻员都要把5.7平方公里的石村走一遍。

“巡逻员一般多大年纪？”老耿说：“全部50岁以上，我今年57岁了。”

“真遇上坏人，还追得上打得过吗？”老耿憨厚地笑：“这一带民风好，这几年还真没碰上过什么坏人。”

老耿说，自己还处于可以外出打工的年龄，但因为妻子有类风湿和肌肉萎缩，只能留在家里。“留下来的基本是家里走不开的，要照顾老人或孩子的，年轻人如果还留在村里，会被人瞧不起。”

憨厚的老耿突然话锋一转，“我儿子今年刚大学毕业，学数控技术，你们记者认识的人多，能帮他在城里找个好点的工作吗？我给你留个电话……”

一部手机，不足以让亲情跨越时空

放眼全国，石村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小小的标本。据中国社科院统计，从1990年到2010年，中国行政村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个，而近10年自然村的消失数量则高达每天上百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小武认为，城市化是中国发展的大势所趋，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刚超过50%，如果要完成中国的城市化转型，未来还将有2.8亿-3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空心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全国性现象。

然而大历史是由一个个小人物组成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承受了时代进步的阵痛。晚上7点半，9岁的黄雨硕和爸爸黄伟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把脚泡在一盆热水中，氤氲的热气让这一幕显得很温情。

然而记者刚问了一句“妈妈呢”？黄雨硕的眼眶中就有泪珠在打转。原来，他妈妈去了日本打工做服装，签了三年协议。为了省路费，妈妈已快两年没回家了。父母都不在家的生活，让黄雨硕变得敏感爱哭。今年6月，父亲黄伟终于结束十多年的打工生活回到村里，决定“好好带儿子”。这些年，他辗转上海和苏南的服装厂，月工资有三四千块，回到老家附近的厂子，只拿2000多，但他明白，再不回来，儿子的性格和学习都会出问题。“再熬一年，他妈妈就回来了，到时我们一家再也不分开了。”说到这里，黄伟的眼眶也红了。

记者电话采访了几位漂泊在外的家长，问他们电话里都跟孩子们说些什么，回答出奇地雷同：吃饭了吗？作业做了吗？考了多少分？学校有什么事吗？要听爷爷奶奶的话……雷同的背后是隔阂与陌生，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不亲，彼此间缺少温暖的对话，毕竟一部手机不足以让亲情跨越时空。

年轻的父母也有自己的苦衷。37岁的蓝鹏飞和妻子在南京江宁一家服装厂打工，每天从早上7点半工作到晚上9点半，没人强迫他们加班，但不加班收入就不高，出来打工，谁都想多挣点钱。蓝鹏飞讲述着自己生活的压力：父亲去年动了胃癌手术，胃切除了三分之二，欠下好几万外债；家里盖房子的债还没还完；自己生的是儿子，买房子娶媳妇也是一眨眼的功夫。和石村大多数外出打工者一样，挣钱成了蓝鹏飞夫妇压倒一切的任务，两人每个月能挣七八千元，跟种田比是天与地。妻子想儿子时常常哭，蓝鹏飞就安慰她，“再拼6年，等儿子上大学就好了。”

“如何减轻城市化对农村家庭的震荡，是全社会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包宗顺认为，“努力的方向有两个，一是使农村人更顺利地进入城市，在落户、社保、教育等方面给予保障；另一个是在城乡一体化上下功夫，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发展农村经济，使村民离土不离乡。”在他看来，空心村最大的危机在于有能力者纷纷离开，削弱了中国乡村的整体实力。

12日晚，面对记者，蓝鹏飞上5年级的儿子蓝宇很豪气地描述自己的理想：“当老板，让爸爸妈妈和村里的叔叔阿姨都回村里种田、做工，小伙伴们再也不跟爸爸妈妈分开了！”谁又能说，孩子的梦想仅仅只是一个梦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