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借修路获百万私利 却因经济抓得好成“功臣”

上级管不细 下级管不了

记者采访的贪腐官员不少都是手握大权的地方“一把手”，谈起自己的贪腐原因，他们一致认为，现行权力运行中的一些制度设计漏洞和权力监督虚置，是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的重要原因。

海南省儋州市委原常委、秘书长权晓辉在任职期间虚开发票中饱私囊，四年时间报销各种接待、差旅费超过四百万元，超出规定职务消费的5倍多。其中一次，仅四天时间就报销了15万余元。而这样明显的违规，政府财务人员却慑于他的领导身份不敢多说，放任其违规报销。

明显违规无人敢言，一些权力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也给了领导干部贪腐的便利。权晓辉以他负责的政府主办赛事、演出活动为例，这些项目核算并无规矩可循，其布景、灯光、道具等设计制作价格空间大，主持人、明星也缺少市场价格参考，一些相同档次活动核算甚至相差数倍，加上缺乏专业评审机构，自由操作空间相当大。仅他本人就利用担任一些赛事和活动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夸大账目概算，套取财政资金，同时还收受了某机构500万元回扣和一家公司225万元贿赂。

曾担任安徽皖北某县县委书记的刘某在落马后对记者反思道，一个地方和单位的一把手往往权力至高无上，到处都是说好话的，几乎没人提意见，更没人敢指出其廉洁自律方面的问题，这使得一把手往往处于没人监督的“真空”之下，成为无人约束的“自由人”。

“县委书记在地方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可以说只要想管什么都能管。”刘某表示，自己在县委书记位置上几乎感受不到约束，上级能管但具体过问很少，管不到管不细；同级根本管不了，纪委书记“平级不平”，只能监督下级，还要他签字同意；其他下级更是不敢管。

不少落马官员指出，中央提出县委书记要管“三重一大”，即重大项目、重要人事、重大经济社会规划，以及大额度资金调度，但没有量化，都是原则性语言，难以具体落实。由于没有权力边界和量化管理要求，县委书记抓全面往往变成抓全部，常委会上只要书记一开口，其他常委都不敢说话。本来常委各有分工，县委书记不直接分管房产、土地，但找个名目搞了一套联席制度就可以亲自抓。

势利之交“潜规则”盛行

值得关注的是，落马贪官们几乎都是从人情往来开始走上自己的腐败之路，而在剖析被“人情风”刮倒的原因时，除了自身信念不坚定，他们普遍都有种被官场“潜规则”裹挟，不主动适应就被孤立的想法。

中部某地的一位计生部门负责人在任职期间，持续受贿13年，每笔都不大，不少都是下级节日送礼。他在狱中坦言，“潜规则”是滋生腐败的土壤，虽然他曾经担任过纪检书记，但终究没有敌过“潜规则”的侵蚀。他说，“逢年过节下级来送礼，我很难推辞，因为我也要给上级送礼。这种潜规则大家都在做，领导也都知道。看起来危害不大，但实际上对整个官场风气影响很大，让人慢慢麻木了。”

记者采访发现，官场“潜规则”一方面是受社会不正常的价值观冲击而形成；另一方面，也与地方一把手的作风有很大关系，一把手的错误导向往往成为带坏风气的关键。

安徽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他曾在部队接受过传统教育，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也曾对身边的一些吃喝送礼歪风看不惯，但很快就有人反映“他不合群”。张治淮说，听到这些话后，他的思想开始慢慢有了转变，有些事情也不自觉地融入进去，后来当上一把手后，更有恃无恐、带头搞吃喝送礼这一套。

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因受贿被判刑后，该县约80多名“送礼干部”被免职。他反思自己在干部任用上的错误导向恶化了官场生态，带坏了干部队伍。由于收受了许多干部的钱财，他对送钱送物的干部往往给予提拔重用，形成“干的不如送的”思潮，人人争相送钱走捷径，一些干部甚至奉行“事事钱开路”的原则，在花钱买官成功后，再用自己的权力生财，收回“成本”，甚至产生“利润”。一些地方受一把手用人行事的不良影响，官场生态中跑官、买官、卖官、送官、保官乱象丛生。“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很快重用”成了生动写照。

当前，要实现“不想腐”目标，加强官员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净化官场生态，扭转异化的“事事钱开路”和“靠人身依附”获得提拔晋升的价值观已成当务之急。“如果对过年过节的送礼查得紧、要求严，对腐败抓小抓早，或许官场风气就不会发展到后来这样，或许我也不会因为贪腐成为阶下囚。”一位受贿官员在狱中悔过道。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记者杨玉华、凌军辉、傅勇涛、胡锦武、苏晓洲、李鹏翔、杨守勇、叶前、邹俭朴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