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工业经济新常态：挑战与动力

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所以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因为这个任务绝非是一蹴而就的。如果说在工业化初中期，中国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产业升级主要是通过“要素驱动战略”实现，那么在工业化后期，中国要实现从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和服务业大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更需要“创新驱动战略”。“要素驱动战略”强调通过投资、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低成本的大量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而“创新驱动战略”则强调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更具挑战性的是，我国政府习以为常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抓手——产业政策，其有效操作空间将相对有限。一方面，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不同国家产业演进路径具有差异性，这意味着产业政策操作的目标并不十分明朗和单纯；另一方面，需要重新科学甄选产业政策的具体工具和措施，原有的许多产业政策工具，如直接补贴，将更多地受限，直接“赶超”型产业政策的意义逐步衰减，产业政策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加强物质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工业化后期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叠加了，这使得中国工业化进程又增加了一些“变数”。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能力，这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推进了先进制造技术的应用，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在工业总投入中的比重，我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可能会加速弱化。同时，发达工业国家既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控制新的产业制高点，又可以通过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那些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就有可能被封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