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能预测中国增长的奇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地区，人多、自然资源少，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然而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到了20世纪60年代成为第一个非白种人的高收入经济体。接着东亚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到了20世纪70年代也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这些事实面前，世界银行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在1993年出版了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专题研究，探讨东亚8个经济体发展表现卓尔不群的原因。这8个经济体除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外还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虽然我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到1993年，已经取得了15年年均9.7%的高速增长，在一个底子薄、人口超10亿又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但是《东亚奇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作为中国的经济学者，蔡昉、李周和笔者三人义不容辞地在先前合作的基础上，分析、探索了中国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道理，预测了这个增长速度是否有可能持续，探讨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使之继续保持下去，并以“中国的奇迹”为书名在1994年出版了我们的著作。

199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当年的市场汇率计算为4410亿美元，仅为当年美国GDP 65800亿美元的6.7%，按2005年不变价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93年中国GDP为17800亿美元，也仅为当年美国GDP 84500亿美元的21%。在初版中我们预测沿着改革开放以来的道路继续深化下去，按PPP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15年赶上美国，按当时的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则会在2030年赶上美国。对于前项预测，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统计，我国将可提前一年在今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于后项预测现在也已经是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但是在《中国的奇迹》出版的当年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分析和预测遭到学界和舆论界的质疑，认为我们过于乐观。不仅许多人认为说“中国的奇迹”为时过早，而且，中国崩溃论的声音此起彼伏。原因是中国的转型并未按照当时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政府的干预、扭曲，而是采取了从主流理论来看最糟的渐进、双轨的方式来进行转型。主流经济学界当时认为这种双轨渐进的经济是比计划经济还没有效率，中国经济的崩溃必然不可避免，转型初期取得的快速增长只不过是当时中国80%以上的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从附加价值低的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制造业的暂时性结果。

出乎主流经济学界预料之外的是，在此书出版后二十年，中国实际的改革步骤、内容、进程和我们这本书所主张的基本一致，经济也基本沿着我们在书中所预测的轨迹发展，经济增长率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略有上升为年均9.8%。2009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其间6.8亿人摆脱了一天1.25美元消费水平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我国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出现系统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并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以强劲的增长带动了东亚经济体的迅速复苏，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成为国际经济的中流砥柱，在2009年第一季度率先恢复增长，带动了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复苏。

同一时期，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进行经济转型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在转型以后普遍出现了经济崩溃，东欧国家在10年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到转型前的水平，前苏联国家则在15年后才恢复过来。由欧洲开发与重建银行和世界银行在2006年联合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包括蒙古在内的前苏联东欧29国有70%的人认为转型后的生活比转型前差。根据欧洲开发与重建银行2013年《转型报告》中的转型指标，许多东欧和前苏联转型国家价格放开、小规模的私有化、贸易和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在1990年代末基本已经完成，但是，治理结构、企业重组和竞争政策方面的改革则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在同一时期，亚非拉的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也按照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建议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改革，但是，经济增长率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比改革前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还低，经济危机出现的频率则更高，以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少数几个在转型中实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国家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毛里求斯，推行的则都是和中国一样的渐进、双轨的改革。

发达国家总体上干预较少，市场运作比较有效率，并且，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未能解决发达国家在1970年代的滞涨和失业问题，于是以强调政府失灵、减少政府干预为基本思路的新自由主义到了20世纪80年代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潮。鉴于转型前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过多干预，导致了要素和产品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整体发展绩效很差等一系列问题，于是，以减少政府干预、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为内涵的新自由主义成为经济转型的主导理论，并在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广为流传。根据新自由主义形成的转型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一是私有化，通过明晰产权把资源配置的权利和责任界定清楚；二是市场化，根据市场供需状况决定价格，政府不干预价格形成；三是自由化，让资金在国内国外自由流动，由市场配置资源。这些做法都合乎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且一环扣一环，论述逻辑是严谨的。经济学界常说，同一个经济问题问5个经济学家会有6个不同的答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财政部长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的评论最具代表性，即主流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成功转型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共识，就是取消政府的所有干预，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唯有如此，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改善经济发展的绩效。主流理论的这一篮子改革措施原先是在华盛顿的国际发展机构为拉美国家应对危机时形成的政策建议，所以，这些改革主张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在我们开始探索中国转型问题时，主流经济学界以“不能分两步跨过一个沟坎”的形象比喻，作为其倡导转型国家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的理由。其实，现实世界中的沟坎并非都能一步跨过。面对一个过宽、过深的沟坎，采用一步跨过的策略必然掉入沟底；更为安全的做法是采用逐渐填平沟坎、逐步走过沟坎的策略。

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真实世界所出现的现象，经由这种认识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方案，并根据这种改进预测真实世界未来的发展。为何我们这本书中所提出的政策建议能够在后来的改革中被落实，并较好地预测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面对中国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时，我们没有简单地对号入座，拿现成的理论作为分析的框架和判断的基础，而是深入了解中国出现的现象背后的形成机制，形成自己的分析和理论框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我们则直接抓住现代经济增长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的这一本质，了解到只要中国经济能够维持稳定，并在沿着比较优势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即使中国经济还存在许多体制机制问题，经济仍然能够以高于发达国家几倍的速度增长。

我们三位作者对转型问题的研究从1988年开始。我们在研究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时认识到，存在于计划经济中的各种对市场的干预、扭曲，不是像主流经济学认识的那样是外生的，是政府无知的、错误的认识造成的，而是内生于保护、补贴当时存在的大量大型重工业企业的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相矛盾，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无法采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办法来推动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不得不由政府以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以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工资水平被人为压低后，为保证工人的生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同样被人为压低。在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下，各种要素和产品供不应求，只能采用计划配置的办法来保证重工业能够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而为了控制工业剩余的使用和农业剩余的集中，又不得不实行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形成与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机制相配套的微观经营机制。也就是说，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在上述的前提下，双轨渐进的转型方式，一方面给予原来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是维持经济在转型期稳定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放开符合比较优势、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并以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等方式为新进入的三资企业克服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瓶颈限制，是发挥政府有为的作用来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以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务实措施。快速的经济发展则能够积累资源和条件，为改革原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创造条件。所以，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推进的双轨渐进的转轨方式，其实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实现稳定和快速增长目标的最优路径。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转型的最终完成，则有赖于与时俱进的原则，根据条件的变化不断深化改革才能实现。

现有的来自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只看到政府保护和补贴造成的资源错配和预算软约束、寻租等问题，而没有认识到这种保护和补贴的内生性，在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贸然地采用休克疗法的激进的改革措施，取消各种保护和补贴，其结果是原来的大型企业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为了避免那样的结果，以及因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是维护国防安全和实现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础，在私有化后政府不得不仍然给予那些大型企业各种隐性的保护和补贴。由于私有企业寻租的积极性更高，所以补贴会更大，效率会更低，其结果和主流理论的改革所想达到的正好背道而驰。许多经验实证的研究证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和遵循华盛顿共识改革的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梦想，中国的落后根源于经济的落后，西方的发达让中国知识分子相信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学上有一本真经，把那本真经取回来，按照西方经济学所讲的那些道理来制定政策认真实践我国就能够实现现代化。但是反思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和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经验对比，这套真经其实不存在。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因为条件不同，在西方适用的理论，拿到中国来也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更何况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主流的理论总不断被后来新的理论所扬弃。从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未能认识、预测我国转型中出现的现象，也未能帮助其他转型中国家实现转型的预期目标，提醒我国社会科学界在学习西方主流理论的时候，不能够简单地照搬，必须推动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面对我国存在的问题，需要自己深入去了解问题的本质和历史根源，寻找问题背后的原因，这样形成的理论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帮助我们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