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清单改革调查:有政府将取消事项转给"二政府"

权力“瘦身”难,部分部门“躲猫猫”

虽然权力清单给基层群众带来极大便利,但由于挤压了某些部门的权力寻租空间,导致一些人阳奉阴违,在权力清单“瘦身”中玩起“躲猫猫”,不愿将手中的权力上单。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打包权力。部分单位因“行政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争相扩大权力事项,将一些机关内部运行管理、公共服务等列入权力事项。中部某省70余家省级部门进行改革,从上报数据看,64家单位上报行政审批项目395项,较省级现有316项,增加了79项;权力事项总数,也较已公布的职权目录数增加了1500余项。有些单位为完成任务,把权力事项捆扎打包,以减少项目数量。少数单位把一些本应该取消的事项也进行打包处理。

二是自设权力。一些地方为了平衡被清退部门的利益,又用“红头文件”的方式自行设定一些权力。比如,为加快经济发展,某省政府提出在一定时间内,重点培养一定数量不同类型的企业、建设相应的基地和研发中心等,有关部门据此出台文件,设置评审认定、审核审查、检查验收等具有审批性质的管理事项,用设置门槛的管理手段取代本应有的扶持、培育等服务职能。

中部某市负责权力清单公开的工作人员介绍,在梳理权力清单时,发现某局一项行政权力没有法律依据,要求其取消却遭到抵制。该局表示一直是按这样的惯例办事,并且有部门内部文件规定。由于该局属于条管单位,市里只能协商让其取消,如果该局执意不取消,市里也没有办法。

三是推卸责任。一些地方的权力清单上有追责机制。受到责任倒逼和问责追责压力的部门,就提出取消或调整一些诸如安全生产等责任大、风险高的权力事项。

四是转移权力。一些部门或地方政府迫于权力清单的高压态势,不得已将相关权力事项取消,但又巧妙地转移给“二政府”(各类评审机构),地方权力清单虽“清”了、“短”了,但企业要跑的事情还是很多。

“权力清单公开是要使权力受到更好的监督,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存在抵触心理,含金量高的权力未必去公布。”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对基层政府来说,把自己的权力依照法律整理成权力清单,这本身也是一个挑战。权力清单公开要厘清权力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承担这项任务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法律能力要求较高。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说,由于我国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法定范围不易明确把握,这就给规范有效地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带来困难,也容易出现越权、滥用、失职等现象。

认识不到位,权力清单推进难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不少省市基层政府都实施了权力清单制度,但在清理和推进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障碍。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首先是转变思维的难度。梳理公布行政权力清单的初衷是亮明行政机关的 家底 ,接受社会监督,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可以说是限制政府部门自身权力,是革行政机关自己的命。很多部门和相关人员刚开始从思想上不积极、不主动,折射出多年来行政机关管人、管事的惯性思维在作怪。”山西省介休市法制办主任宋建国分析说。

除惯性思维阻碍外,一些部门对行政权力认识不清或存在偏差。宋建国表示,对于各行政机关来说,梳理权力清单是一件全新的工作。多年来,只知道自己在行使行政权力,却不关注是行政许可还是行政确认,更谈不上十几种行政权力的区别划分。目前,只有少数部门和人员能够较好地区分认定本部门的行政权力。

一些负责权力清单编制的基层干部反映,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存在难度。“目前,我们已就10类行政权力编制出19个模板,并对照模板推出省发改委、省国土厅等9个单位的责任清单范本。从出台模板和编制责任清单范本情况看,单位自我吸收消化,对照模板(范本)填报责任清单的难度仍然较大。”安徽省编办副主任郭本纯告诉记者。

此外,权力清单出台后,如何保障顺利公开并被有力执行,也是一个难点。西部某县组织部门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权力清单出台后,权力没有寻租空间了,一些干部就有些情绪,工作积极性不高,甚至公示权力清单也搞形式。我们对权力清单具体事项的确立、实施有具体措施,但对落实整个权力清单缺少相应的监管制度。”

“自己割自己的肉,难度可想而知。”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亦明说,政府权力清单就是要把权力变成服务,真正割断背后的利益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