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垃圾数量猛增 住建部未来5年破解“垃圾围村”

　　制图：蔡华伟

在11月18日召开的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提出，全面启动农村生活垃圾5年专项治理，使全国90%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处理，基本扭转农村环境脏乱差的局面，并形成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长效机制。

仅有37%的行政村对生活垃圾进行了处理

“现在的农村很多地方是垃圾围村，不少农民还生活在到处是垃圾的环境中。他们盼望着环境的改善，盼望着有更好的生活生产条件，这个要求并不高，是起码的权利，也是基本的民生工程，我们没有理由不满足这个要求。”陈政高说。

农村生活垃圾已成为农村环境脏乱差的最突出表现。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一些过去只在城市出现的生活垃圾也成为农村垃圾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可降解垃圾占比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垃圾集中露天堆放，导致“垃圾山”恶臭熏天，蚊蝇乱飞。目前，我国农村约有6.5亿常住人口，每年产生生活垃圾约1.1亿吨，其中有0.7亿吨未做任何处理，相当于每年堆出200多座百层“垃圾高楼”。

“据我们初步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58.8万个行政村中，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仅有21.8万个，仅占37%；有14个省还不到30%，有少数省甚至不到10%，可见我们的工作还有差距，未来工作的空间和潜力巨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王宁说。

尽管解决“垃圾围村”已迫在眉睫，但目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还存在四大问题。一是地方重视程度不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尚未摆上一些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且制度建设、责任分工等相关工作还比较滞后；二是治理方法简单粗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还没有普遍推行，相关设备设施严重不足，70%以上的处理方法比较简陋，存在“边处理边污染”的二次污染现象；三是群众参与积极性不够，许多地方是“政府干、农民看”；四是经费匮乏，治理费用未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建设和运行费用的缺口相当大。

近5年财政投入年均增20%，探索引入市场机制

“治理农村生活垃圾的费用，财政是可以承受的，各地政府也有这个能力，”王宁说，“当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主客观条件已具备，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期。”

2009年至2013年，各级财政用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投入逐年增多，平均每年增加20%；对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年增长5个百分点以上。

“专项治理目标是客观合理的，也是可以实现的。关键要看地方的落实和行动。”王宁说，广西2011年加力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后，两年内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就增加了30个百分点。“欠发达地区可以做到，全国一定也可以做到。”

抓落实，首先要加大资金保障力度，解决“钱从哪儿来”的问题。根据5年专项治理的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是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资金的筹措主体，必须将治理费用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一是保障设施设备建设费用，二是保障运行费用，三是对困难的乡镇、村集体和农户给予补贴，担负兜底职责。

王宁表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支持地方积极探索引入市场机制，逐步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推向市场，通过市场化运作筹措资金，同时也会与有关部门协商，争取现有专项资金向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倾斜。

抓落实，就得充分调动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鼓励村集体出资和农民缴费，以解决村庄保洁费用。广西河池市宜州市市长周飞介绍，宜州95%的自然村成立了由村民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党群理事会。这些理事会成员不拿报酬，负责动员和组织村民参与本村垃圾治理。村庄1651处收集处理设施按村民意愿建设，建成后无一空置。

治理切忌“抄城市”“一刀切”“一阵风”

农村垃圾治理还得有科学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既不能照搬“城里模式”，也不能搞“一刀切”。

目前农村垃圾处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经济欠发达、县域面积大的地方，推行源头分类减量、适度集中处理模式。

二是经济发达、县域面积不大的地方，推行城乡一体化模式。包括环卫设施、技术和管理模式延伸覆盖到镇和村，对农村生活垃圾实行统收统运，集中到县里进行最终处理。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环卫中心总工程师刘晶昊表示，选择农村垃圾转运模式，需要结合自身特点，综合考虑当地地域范围、人口分布、垃圾量、交通情况等因素。模式选择时应做全面的经济指标测算，不仅要考虑建设投资，也要考虑运行成本。

“农村地域广、农户分散，垃圾收集、运转的成本高，通过分类可以减量70%左右，可以使运营成本大幅降低。”王宁说，分类减量的关键在于简便易行，村民能接受，不宜照搬照抄城市垃圾的分类方法，搞得太复杂不易推广。“各地还应注意不能‘一刀切’地推行一个模式，特别是一些县域面积大、经济欠发达的县市，不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盲目推行全收全运集中处理。”

“各地要严格责任落实，形成省、市、县层层考核的责任机制，定期通报考核结果，并加大责任追究。”陈政高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最怕的是搞运动，咱们一定不能刮一阵风，有始而无终。”本报记者 陆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