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恶果 “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充满忧虑地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 河北沧县小朱庄村村民朱建勇,看到从地下抽上来的水散发着异味,并呈铁红色,惊慌莫名。村里一家养殖场的主人称,数百只鸡因饮用这样的水相继死亡。 监测显示,村子附近的建新化工厂不仅向河流排污,还向周边沟渠倾倒废渣。这个发生在去年4月的生态事件,虽已过去一年多,但村民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 “过去我们沧州挖几米深就能得到地下水,而现在一些地方要深入地下几百米才能抽到水,有时即使抽到也是污染水。”当地一位基层干部说。 只顾眼前利益、注重一己之私——“扭曲的义利观”是造成耗水过度、水质污染的重要社会心理动因。 盲目拉高速度、片面追求GDP——“被污染的政绩观和发展观”是危害水安全的重要现实“推手”。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王金南说:“在水环境形势极其严峻的海河流域,各地都在发展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电力、造纸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只顾发展,不管环境。” 水污染加剧多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正是由于人们向大自然无度索取,使得本已稀缺和变脏的水,变得更稀缺、更脏。 根据《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在全国主要江河湖库划定的6834个水功能区中,有33%的水功能区化学需氧量或氨氮现状污染物入河量超过其纳污能力,且为其纳污能力的4-5倍,部分河流(段)甚至高达13倍。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说:“一些地方不顾水资源约束和水环境容量极限,不顾企业是否高污染高耗水,只要是见效快、获利多的项目就争相上马,以求短期内做大GDP。” 水安全的危急状况,有没有人管呢?这又牵扯到“九龙治水”的体制因素。 资料显示,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水库4万多座,已建和在建水电站超过2400座。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上游水库群涉及多家企业,其调度和管理又涉及水利、电力、交通等多个部门。水库调度运用大都各自为战,在遭遇大洪水或干旱时,有时甚至会放大下游洪水或加剧枯水程度。 “在我国,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事故时有发生,流域统筹协调不力的问题突出。”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说。 吕忠梅用三个“分割”来形容水安全保护立法难以落到实处的原因:一是流域管理上的“条块分割”,二是区域管理上的“城乡分割”,三是同一流域水源功能管理上的“部门分割”。 “这导致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的多重负效应,不利于水资源的统筹、协调管理及可持续利用。”吕忠梅说。 伤痕难以修复、短视必结恶果。 为从根本上控制水质恶化,全国水污染防治费用节节攀升。“十二五”期间,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投入将达5000亿元,年均1000亿元。虽然国家投入巨大,但水污染问题依然久治不愈。 从1994年开始,养育了全国六分之一人口的淮河流域,成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先导”。经过20年不懈治理,国家投入资金数百亿元,才算遏制住淮河不断加重的“病情”。2013年,淮河流域国家监测断面中,水质为轻度污染。 太湖同样因为污染问题成为全国重点治理的“三江三湖”之一。2007年无锡水污染事件暴发以后,政府先后投入800多亿元资金治理,代价不可谓不大,然而,太湖水质仍然不容乐观。 曲格平,中国环保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72年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 “40多年过去了,水的问题愈演愈烈。”回顾来路、检视当前,这位84岁的老人发出了“锥心之问”——“再不抓紧行动,难道真的要让最后一滴水成为人类悔恨的眼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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