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反腐延烧地方融资平台 成都融资平台一把手5连倒

骄人业绩源于行政资源企业化

作为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垄断了地方政府在某些领域的行政资源。比如，成都高投对高新区园区全权实施整体开发，由高新区管委会授权从事国有资产的运营与管理等，具有园区建设、产业投资、参股控股、招商招标、国资监管等多项行政职能。其他几位涉案老总所在的平台公司也类似。

成都建工集团的业绩更可谓是成都国企的标杆。据报道，该集团分别在2007年、2010年和2011年，成为成都市首个产值突破100亿元、200亿元、300亿元的市属企业。

2008年10月挂牌成立，注册资本金50亿元，至2012年底，成都投资控股集团账面总资产已突破200亿，实际控制资产达4000亿元。

“这些国企的‘成功’，有领导个人能力的因素，但更多来自体制内的强大支持，其中许多企业‘一把手’都是从政府部门走出的‘红顶商人’。”一名成都市发改委官员对记者说。

谭建明曾在“体制内”呆了20年，在成都市发改委工作13年。他坦承，兴蓉集团的核心竞争力是政府的污水特许经营资源。“政府是我的后台，当污水收费暂时不足以支付庞大的管网的良性运营和合理回报时，政府会给予补足。政府有能力补贴，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投资者才敢进来。”

而建工集团则几乎参与了所有成都市重点建设项目，先后承建国家、省、市重点工程1000多项。作为投资控股集团第一任董事长，吴忠耘曾在成都市体改办工作10多年，担任过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戴晓明则担任过成都市经委主任。

“这些国企干的大部分是国家投资的公共服务项目，‘一把手’又在体制内积聚了大量人脉，这样的角色使他能调动大量的资源。”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傅江说。

公共权力成谋私工具

从经营业绩看，这批融资平台公司为地方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其掌舵老总们获得了领导信任、业界赞许。业绩光环加身、政府在经济上的依赖，带给他们在企业内说一不二的权力。这种权力一旦拥有对政府资源的调配权，就如同给欲望的猛虎撤去了笼子。

成都建工集团纪委书记赵明国说，张俊“当家”时，考核、薪酬和工作范围都由“一把手”来定，甚至企业纪委书记由“一把手”提名、从企业内产生，纪委书记在企业“不敢监督、不能监督、不会监督”。成都工投集团现任董事长石磊表示，以前企业多是“一言堂”，“一把手”权力过大，在重大项目投资建设中违规决策。公共权力成了领导谋取私利的工具，监督制度形同虚设。

对此，成都市纪委工作人员分析，一是国企的外部监督存在着死角漏洞，公司业务脱离行政监管；二是公司内部没有坚持民主决策，“一把手”权力过大、运作透明度不够。“一把手”干什么事，从来都是一言而定，不容反对。如此，对企业一把手的“公关”，必然会成为商业贿赂者的优先选择。“一把手”拒绝腐蚀的能力，势必遭遇严峻考验。

“国资平台公司‘一把手’能调动大量资源，经济权力比在行政机关中大得多，受到的监督制约却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行政资源企业化、企业决策个人化，‘5连倒’就这么发生了。”一位办案人员感慨道。

调查显示，谭建明在兴蓉集团任职期间，为30多家企业和个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所送钱物共计3000余万元(其中未遂1730万元)。

成都高新区投资集团原董事长平兴，被指控在1998年至2008年受贿1800多万元。红包回扣、字画紫砂壶、干股，甚至装修房子等，他对各种形式的贿赂“来者不拒”。

成都工业投资集团原董事长戴晓明，同样被指控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送的现金、购物卡及代付房租，共计约1480万元。

纪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国企负责人，介于商界和政界之间，受贿都有种“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失衡心态。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位并不牢靠，因此想趁在位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多做准备。

“做了这么多项目，融汇这么多资金很艰辛，上市更是难上加难。可是回过头来看，自己在名誉上没有什么收获，于是对收受贿赂大多抱着‘顺势而为’的心态。”谭建明在接受调查时说。

反腐关键还在制度运行

10月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其中明文指出，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10月23日，财政部出台《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提出“认真甄别筛选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对适宜开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项目，要大力推广PPP模式。”

融资平台公司，这一特定时期的地方政府融资产物，将随着新政策的实施，退出历史舞台。但“5连倒”现象，不应随着融资平台公司的职能转型而被遗忘，作为国有企业腐败的典型案例，更需要警钟长鸣。

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实呼吁：“外部加强对经济异常的动态监管，靠法制建立起诚信秩序；内部完善监督机制，强制‘一把手’财产动态公开。从源头抓、从环节抓、从动态抓，治理国企腐败才能治标又治本。”

成都市纪委工作人员介绍，针对“5连倒”暴露出来的问题，成都市纪委大力推进国企纪检体制改革，如企业纪委书记不在企业内部产生，其提名权、考核绩效权上收，统一薪酬、强化交流、直接向上级汇报工作等，健全了机构，提高了监督独立性，统一管理提升了权威性。从效果看，企业吸取了“5连倒”的教训，风气为之一新，监督意识深入人心。

成都建工集团董事长杨祖华表示，在反腐大背景下，外部环境明显改善，“去年以来，没人再因为工程找我们打招呼，底线思维和敬畏法律的意识更强了。反腐关键还是在制度运行。”

(记者 谢佼 吴光于 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