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世界文化秩序变革

“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对“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这两个概念作出了区分，其思想有助于我们思考儒学价值如何能对形成新的世界文化秩序发挥作用。卡斯认为，在这种区分中，“游戏”其实是在广义上对人类经验的一个类比。“有限游戏”将参加游戏的人视为单独个体，并确立一套有限的规则，为的是在有限时间内产生结果：一个赢家，一个输家。“有限游戏”的开始与结束都是限定的，玩“有限游戏”，就是要赢。西方到处蔓延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及与之伴随的“自由价值”，导致“有限游戏”成为流行思维模式。在作为个体的人、公司、主权国家的日常交往行为中，“有限游戏”似乎是大多数人类活动的模式，竞争是其本质，体育运动、生意往来、教育、外交事务等都是如此。

“无限游戏”则与此不同。它没有可辨认的开始与结束。“无限游戏”的着眼点在于强化关系，而不是个体行动者的角逐。它想达到的最终目的，简单地说就是人们能够通过持续开展游戏来享受热情氛围和愉悦。“无限游戏”一旦有可能中断，它也能改变游戏规则，使得游戏继续进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说明“无限游戏”的范例。对一位母亲来说，她肯定希望不断增强自己与儿子的关系。这样，在她与儿子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无论出现多么复杂的问题，他们都能携手与共。在这个“无限游戏”的例子中，母亲和儿子之间存在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就是说，“无限游戏”总是双赢或双输的。

当前，我们面临国家性甚至全球性的危机和困境。走出危机和困境，需要寻找相应的文化资源。这意味着现今处于强势地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意愿和行为必须发生改变：要走出单独个体追求私利的“有限游戏”的阴影，转变到“无限游戏”上来。“无限游戏”的进行，靠的是不断改善家庭、社群、公司、政治组织的内在关系，这对解决我们今天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必需的。中华文化基于一个共同思想根源：无论儒家、释家还是道家，作为出发点的价值观、意识倾向与行为，都基于“以关系为本”（对关系至关重要性）的认识。而这恰恰是“无限游戏”的本质特征。由此看来，儒家价值观对于人类走出危机与困境、走进风平浪静的港湾，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文化资源。

不能留恋个人主义意识形态

全球性危机逼迫我们认识相互依存关系的至关重要性，重视并发挥好“无限游戏”的价值和作用。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认真思考和对待个人主义这一理念的弊端，因为它与我们面临的世界性困境深刻地联系着。

个人主义的“教义”，深深植根于西方哲学传统中。它将人视为绝对个体，在个体与他人毫无关系的前提下来讨论心理学、政治学和道德问题。西方启蒙运动将人定义为理念上自由、自立、“理性”“正当地自私”的个体。这一定义作为现代“道德”观念，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普遍流行。绝对个体仅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构，但成为西方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在道德与政治上的逻辑前提。事实已越来越清楚，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不仅无助于解决当今世界的痼疾，而恰恰是这个世界“病入膏肓”的主要诱因。

作为绝对个体的人的概念，在现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至少导致两种恶果：第一，它使极端自由主义资本家把不受约束的自由作为政治正义的基本原则与终极来源，拒绝任何妨碍这种“自由”的社会正义概念。在美国、欧洲和亚洲有些国家，这样的资本家与日俱增。这样来定义的个体理念也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道德”基础，这种经济正加速在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及其相互之间造成显而易见的福祉不平等。第二，绝对个体概念的危险性还表现为它在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具有普遍性。这种教义作为思想传统根深蒂固，以致人们很难找到一个能替代它的概念。事实上，“自由”、自立和“理性”的个体概念，在西方已经是一种批判不得的意识形态。然而，这种个人主义不仅不能使我们很好理解家庭和社群的共同生活，而且与作为经验事实的这种共同生活形成紧张对立。事实上，这种虚构的个人主义掩盖了体现真实家庭关系特征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性、相互依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