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人民日报》撰文：加强涉外法律工作

(二)大力规范涉外行政执法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内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同等受法律保护，违法行为都要受法律追究。《决定》提出，“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涉外执法程序要据此加以完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反垄断调查、行政检查等执法行为，都要制定具体执法细则、裁量标准和操作流程，切实做到步骤清楚、要求具体、期限明确、程序公正。要健全行政执法调查取证、告知、听证、罚没收入管理、执法争议协调等制度，充分保证外国企业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救济权。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坚决惩治涉外执法中的腐败现象。

(三)提高涉外司法工作水平

涉外司法国际关注度高，是一项特殊而重要的工作。提高涉外司法工作水平，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法治文明形象，也关系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决定》提出，“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这就要求涉外司法工作必须严格遵守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相关规定，遵循对等原则和国际惯例。深化涉外审判方式改革，推行听证、证人出庭作证等制度，严格依法开展涉外案件文书送达、调查取证等工作。提高涉外司法工作透明度，全面实现办案过程公开，办案结果、理由和文书公开。强化程序意识和权利保障意识，确保涉外案件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程序合法正当、结果公正有理。完善涉外商事海事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依法积极行使涉外案件管辖权，培养国际化的涉外审判人才，提高涉外审判水平。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机制，简化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程序，严格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权益。

(四)提高政策法规透明度

政策法规的公开透明，是建设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打造阳光政府、法治政府的重要抓手。《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规范性文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和程序予以公布”。中央政府要兑现承诺，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实施之前，保留30天以上的公众评论期；要通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文告》定期发布法律和涉外法规英文汇编，在合理期限内对相关部门规章提供英文翻译；要向世界贸易组织履行相关法律法规的通报义务。

(五)强化涉外法律服务

《决定》提出，“强化涉外法律服务，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依法维护海外侨胞权益。”这对新形势下做好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一要继续完善领事保护、投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努力做到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到哪里，涉外法律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做好各类涉外突发事件应对预案，进一步健全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和个人“五位一体”的领事保护联动机制，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二要积极为我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提供法律服务和保障。加强对出国人员的法制宣传和法律咨询服务，帮助他们了解外国有关法律制度。引导中国企业和公民自觉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与当地企业、居民和谐相处。三要依法保障外国人在华合法权益。根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条约或按照对等原则，依法保护在华外国人的正当权利。积极为外国人在华依法获得司法救济、律师服务、翻译服务等提供必要的便利。

(六)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国际规则的制定是国际博弈的结果，是各国政治、经济、外交综合实力的反映。《决定》提出，“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履行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相关义务。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国际经贸新议题谈判，提升参与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等体制改革，参与国际反恐、禁毒、核不扩散、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海洋极地、公共卫生、人权等全球治理，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

(七)加强涉外法律事务国际合作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交往日趋频繁，许多法律事务跨越国界，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妥善解决。《决定》提出，“深化司法领域国际合作，完善我国司法协助体制，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覆盖面。”重点要加快《刑事司法协助法》立法进程，加快商签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为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协助的体制机制、职责分工、条件程序等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还要在民商事等司法领域加强国际合作。《决定》提出，“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我们要在加强双边合作的同时，继续依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多边框架，综合运用公约设定的刑事定罪与执法、国际合作、资产追回等机制，积极推动国内法律与公约的衔接。要完善涉腐资产追回制度，积极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决定》提出，“积极参与执法安全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贩毒走私、跨国有组织犯罪。”要根据我国已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要求，完善国家安全、反恐怖等方面的国内立法，实现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的相互协调，全面推进同世界各国的执法安全合作，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针对贩毒、走私、洗钱、电信诈骗、拐卖人口等跨国犯罪，深化执法国际合作，积极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汪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