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蓝图里“四大关系”：立法与改革相衔接

依法治国与顶层设计

中国的改革逻辑，其中有一条就是先行先试与顶层设计相结合。而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无论是全面深改还是依法治国，做好顶层制度设计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央决策的惯例。

但这种顶层设计，其出发点则在于明确而精准的问题意识，来自于广泛的调研和论证。问题导向，就是改革导向。

习近平的《说明》透露了四中全会《决定》出炉的过程。事实上，从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就确定了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主题，并成立了习近平任组长、张德江和王岐山任副组长的起草组。从1月底征求意见到《决定》草案出炉，足足经过了8个多月的时间。

在这8个多月里，8个调研组分赴14个省区市进行调研；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了3次会议，政治局召开2次会议；各国家机关和部门、党内老干部、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等，都成为起草组征集意见的对象。

正是由于如此长时间、范围广的调研，《决定》呈现出了非常鲜明的问题意识。

比如，习近平在讲话中回顾完法治进程和成就之后，就直言不讳地点出了当前我国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的现象，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这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成为《决定》中改革措施的“靶心”和依法治国的“抓手”。

在立法领域，针对立法质量需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决定》即提出，要建立重要法律草案制度、立法专家顾问制度、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不能久拖不决，等等。

在执法领域，目前“百姓深恶痛绝”、“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中，就包括执法领域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现象。为此，《决定》中的一些制度建设颇为亮眼：推出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消除权力寻租空间；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而在政府执法中的一些“暴力执法”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城管问题，四中全会则决定推进综合执法，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