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蓝图里“四大关系”：立法与改革相衔接

依法治国与全面深改

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改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姊妹篇”的说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形成了姊妹篇。”

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以“60”条全面深改的具体措施，成为新时期改革的纲领。而今年四中全会的《决定》，在改革力度上也媲美三中全会——一份不到2万字的文件，就提出了180多项具体的改革措施。

为何法治和改革可以成为相互依存、相互推进的“姊妹”？27日的会议上，习近平这样描述全面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

面对更加“难啃”的改革硬骨头，更需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今年2月，在中央全面深改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就指出，“凡属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改革同样为法治提供了动力和推动作用。在3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中国的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试点—推广”、“试验—确立”的过程。经济领域如此，法治领域亦是如此。

因此，在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表述：“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