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勾勒出法治反腐蓝图

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不断前行

回顾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我们党对于反腐败的坚决态度和有力举措是一以贯之的,反腐倡廉堪称是治国理政的生命线。同时,我们党多年反腐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又清晰地呈现出从运动反腐向制度反腐的前进轨迹。

“无论是在幼年时期还是在执政时期,党始终把反腐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探寻如何更好地将反腐败与不同时期的工作重心相结合,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努力目标,在今天也是如此。”林喆说。

1937年8月,国共两党即将进行第二次合作,一大批党员干部就要到“白区”去工作。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朱德同志强调,要加强教育,提高认识,突破酒色财气和富贵功名的难关。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还不到两个月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告诫党的干部,要警惕国民党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

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第一代领导人对反腐仍然保持着高度清醒的头脑。

“毛泽东同志是极了解中国社会的。他清醒地看到,管理这样一个分散于辽阔疆土之上、尚处贫穷的人群,要引导他们走向富裕之路,其工程建构是何等的巨大且艰难。因此,毛泽东选择了所有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这样的管理形式,但是他也意识到了问题的另一面,要保证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管理系统有序地快速运转,就必须纯洁和疏通权力运行的每一环节,使之不受阻碍。”林喆说,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党基本上采取的是这样一系列运动式的方式来反腐败。

邓小平同志在倡导改革开放的同时,也从宏观上明确了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思想。他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根据这个长期性战略思想,党和国家一方面致力于长期性的法制、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一方面集中力量打击突出犯罪活动,遏制腐败现象发展蔓延势头,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工作方针,惩治与预防腐败的关系更加明确。学界有观点认为,以党的十六大召开为标志,党和国家真正进入了制度反腐的阶段。

2004年是反腐败力度较大的一年。

“在这一年当中,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首先是加强和改进了国有企业反腐倡廉的工作；其次是中纪委统一管理了派驻机构；第三是颁布了两个条例,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此外还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借两个条例学习培训之名搞不正之风的通知》。”林喆说。

到2005年,反腐工作开始进入依靠制度体系反腐败阶段。2005年1月3日,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确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方针,作出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战略决策,提出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的要求。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十六字方针开始,再到《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提出‘以教育为基础,以制度为关键,以监督为保障’,然后就是党的十七大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可以看出,我们党已经找到了一条制度反腐新路。”林喆说,我们现在提到的反腐主要就是制度反腐,反腐需要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的设计并不断完善。

反腐法治化道路前景充满光明

数据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工作体现出了极高的效率。

据统计,从2012年12月截至2014年7月31日10时,在被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涉嫌违法违纪的官员中,厅局级以上干部至少有314名。

之后,在2014年8月1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了10条案件查处信息,其中9人是厅级干部,创下一个新纪录。

对于近来官场“地震”频发的山西省而言,一周内三名省委常委和一名副省长的“落马”,让山西省成为党的十八大之后落马“老虎”最为集中的地区。

被外界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目前还保留一名巡视员和一名副巡视员两名司局级领导。就在今年上半年,同处一个地点办公的国家能源局同样有多名业务部门负责人因腐败被替换。

“我认为,针对反腐规律来说,对于现有反腐现象和腐败问题,在治标方面已经取得了十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进一步加强反腐治标的同时把治本的思路和举措进一步体现出来,治标与治本共同推进,真正使腐败彻底被消除掉,在这方面还应该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辛鸣说。

辛鸣认为,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当前的反腐工作带有运动色彩。我们一定不要把治标和治本割裂开来,因为反腐治标是为治本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是为我们形成反腐治本的制度和法律积累经验。制度和法律不会凭空而来,也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要在反腐实践中逐步积累和成熟。

“还有人说我们有一些治标的反腐行为不是依法反腐,只有到了治本阶段才是依法反腐。可以说,我们的反腐工作从治标到治本,都是在按照依法反腐的思路向前推进,让依法反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深入。”辛鸣说,曾有人担心反腐败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会挫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但是,一年多来的实践表明,反腐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是正能量而不是相反；反腐败重塑了政党形象而不是相反；反腐败保护了党员干部而不是相反；反腐败让经济社会发展更健康而不是相反。

在反腐败法暂时还没有问世的状况下,林喆认为,“可以先考虑制定两部规范性文件,结合我国当前的反腐体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反腐败法的作用。”林喆说,这两部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可以定为“国家公职人员行为道德典”和“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犯罪惩治条例”。

关于文件的落实也是十分重要的方面。“我们现在能管住干部的主要是两个规定,《党政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暂行规定》。不过,多年来,很少有贪官是通过这两部规定被查出来的。因此,在落实相关条例规定时,要增加审核、公示、考核、惩治等环节。”林喆说。

竹立家认为,依法反腐的一大关键就在于有法必依。“要发挥宪法、法律对党员行为、社会行为、个人行为的规范问题和指导作用。全会公报不但给我们制定了路线图,还给予我们具体落实的办法。当然,在未来几年,我们要面对的反腐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将一系列的部署落到实处,使法治中国建设真正成为现实,使人民的安全指数、幸福指数、福利指数大幅度提高。总而言之,就是落实,落实再落实”。

“通过进一步完善制度、法律来强化反腐工作的方向已经十分清晰和明确。当前不断强调和突出的依法依规从严治党本身也是属于依法反腐的范围。今年5月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表明,许多和反腐有关的法律制度设计都将会逐步成型。”辛鸣说。(本报记者杜晓本报实习生王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