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副校长：深化经济改革要求适度经济增长

制度创新是系统性的，方方面面的体制制度的安排，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这些方面的体制制度安排最要紧的原则就是权利、责任和利益要对等。改革是权利的再分配，更是利益的再调整，权利的转移和利益再分配时要注意防止的一个漏洞，就是权利、责任、利益三者转移的时候不同步，如果不同步，给了一部分人权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其他方面)的同时，在制度安排上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责任去约束他们，使这些人只有权利而无责任；与此同时，那些承担了责任的人没有得到利益，属于只有责任而无利益的人。如果这个社会治理结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权、责、利不协调，一部分人有权利而无责任约束，另一部分人只有责任而无利益。这样的制度下无论效率还是秩序都会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所以讲中国改革总目标，讲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要在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上，让制度和责任、责任和利益协调起来。而经济体制改革是最具牵引力的，是各项改革的中心。强调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就是两条，一个就是在资源配置上，效率原则第一，市场就是效率；第二是法权，强调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所有的人没有身份上的差别，没有特权。市场就是这两条。追求效率为首要的目标，以公平竞争，机会均等为出发点。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起点公平竞争，终点是效率，这就是所谓的决定性作用。还应该强调的是，这里讲的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讲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资源配置是微观问题，宏观问题和其他社会领域不是市场起决定作用，那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个方面，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制改革，在非资源配置的领域、在宏观领域应该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两个车轮有效充分的竞争，有效的政策调控驱动下，中国结构转型才能稳定地开展，中国真正的均衡和可持续的增长才能保障。

年均增长率可适度下调

刘伟表示，近两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呈现出放缓的趋势。这种经济增长率的放缓，既有外部因素变化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也有经济周期的原因(200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4.2%，客观上经济增长有回调的要求)，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由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随着中国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和上中等扩张收入阶段，客观上要求经济增长更加重视质的提高而不是量的扩张。因此，在2010年政府刺激政策“择机退出”后，由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比前期出现回落，有其历史必然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开始形成现代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并成为上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我国应该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升而不是数量的扩张，而从社会发展、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要求看，经过长达30多年的10%左右高速经济增长，客观上也有适度放缓经济增长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上提出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在全面小康的整体框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是G D P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也就是说，实现7 .2%的年均G D P增长率，但是在2011年、2012年和201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7.7%和7.7%，均高于预期的年均经济增长，所以在未来的7年里，如果要实现10年再翻一番的目标，只要达到年均6.73%的年均G D P增长就已经足够。和世界各国相比，这仍然属于高增长。就是和近些年来实现了加速增长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相比，这一增长率也不低。因此，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在6.5%和7.5%之间，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经济增长的总量目标仍然是有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