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副校长：深化经济改革要求适度经济增长

在国民收入的宏观分配上看，如果以财政收入、资本盈余和居民收入来看政府、企业、居民这三个部门的收入增长，增速最快的是财政收入，34年增长率是18.8%，增速最慢的是居民收入，比G D P慢三分之一。这几年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占的比重几乎每年都要下降一个百分点。这三者谁的钱是用于消费呢？主要是居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慢，比重逐渐降低。政府的最终消费也属于消费，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但在各级政府的选择上，更愿意把收入的增量中更多的部分用于投资。这样当然会导致最终消费增长乏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失衡，导致了国民收入结构的失衡。从产业结构看，2012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是36%，而产值比重只有9.8%。虽然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反映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提升，但在另外一方面，大量农业劳动力的存在实际上反映出产业和城乡间的发展失衡。在初次分配当中，36%的人在分9.8%的产值，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差了三倍多，产业结构所决定的初次分配结构的失衡，制约了我国购买力的增长。这个矛盾也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从微观上看，在城镇居民内部、农村居民内部，近些年来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近十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都在国际警戒线水平0.4以上，虽然2008年以后有所降低，但仍在警戒线水平之上。

刘伟表示：“技术创新力不够，制度创新力不够，投资需求上不去；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的扭曲，消费需求难以保持持续旺盛的增长。虽然我们看到的统计数据反映出来增长率并不低，但是我们确实有理由担心它不可持续。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增长下行，从数据上看好像是伪命题，似乎都不存在，但是仔细分析后面的原因后，可以看出一个严重的深刻的结构性的问题。”

结构问题完全靠宏观政策是解决不了的，只能是顾此失彼。长期发展问题，通常发生在供给领域，而供给领域中出现的长期矛盾和问题靠短期需求管理通常是难以解决的，要靠结构升级。结构升级是一个结果，它的推动力是制度创新，这就是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提出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改革是中国目前最根本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