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副校长：深化经济改革要求适度经济增长

二是经济增长中的成本。由于我们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一系列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能源、动力、原材料等)的成本都在上升，如果效率提高得慢，这些成本就会进入价格。根据我们的测算，目前物价上涨的压力大约接近50%来自成本的推动，这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典型的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时期。由于在治理成本推动的通胀时，收紧银根利率会上升导致企业融资成本提高，最终反映为企业产品价格的上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紧银根的举措不仅在抑制通胀上收效不大，而且推波助澜加剧了通胀。

三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2013年的商品进出口总额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目前，中国的进口对国际市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进口什么，什么就涨价。作为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对国外原材料的依赖程度相当大，石油依赖度超过了55%，铁矿石进口超过了国际贸易量的60%以上，这就使得国际输入性通胀对我国的影响非常大。

这些因素都是结构性的和深层次的，短期里靠宏观政策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靠总量调整是控制不住的。所以人不怕有病，怕有了病之后缺乏治疗手段。通货膨胀报出来的数字大并不令人担心，我们担心的是它背后潜在的这些复杂因素。如果它们开始严重影响宏观经济，我们又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那就是通货膨胀。

增长下行是结构性问题

“经济下行看起来也是一个伪命题。这几年金融危机这么厉害，中国经济保持7%以上，2011年达到了9.2%的水平，2012年和2013年是7.7%，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怎么能说是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虽然从统计数据上似乎看不到经济增长下行，但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担心的，担心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内需不足的问题。”刘伟说。

先看投资需求。中国的投资需求的数据很好看。2008年-2012年，连续五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在20%以上。增长率很高，但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推动的。以政府为投资主体，第一没有市场效率，第二不可持续。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 D P的比重现在已经到达2%以上，高的时候达到了2.8%。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的风险越来越大，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还有多少财力继续投呢？这就有可能导致投资需求不可持续，关键主要是企业的力量不够，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创新力不够，有钱也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在原有产品结构不升级的情况下，投就是重复建设，重复建设就是泡沫。小企业是需要投资的，但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2013年上半年民间借贷综合贷款利率超过了15%。大企业有钱投不出去，小企业想投没有钱，所以必须依靠政府来投资。投资需求把政府高度套牢。所以从2010年10月政府择机退出之后，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到2012年第三季度连着七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比2008年那次还长，从200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当时是连续五个季度，15个月增长速度下降，这次是七个季度，政府退出之后，企业市场力量没有跟进，那就必然引起投资增长的回落。

再看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刘伟认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上分析。从宏观上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不低的，扣除价格因素，金融危机后平均每年是14%左右，2013年比上年有所回落，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只有11.5%。原因是中央推出的八项规定，使公款吃喝消费受到了遏制，但在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居民消费不足。政府退出了，居民部门没有跟上。但总的来说，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并不低，但是我们为什么担心？主要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扭曲，导致了居民购买力的增长有可能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