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经典智慧古为今用 文化力量民族共享

近日，光明网刊发一组署名为“子曰文化”的“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文章，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国学是我们国家自有的文化体系，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承前启后的文化心理，是社会行为共同践行的价值准绳。用国学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将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实需求。该组稿件理论联系实际，梳理24字核心价值观的国学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进行了创新性解读，彰显其与时代并进的主旨。

光明网携手“子曰文化”推出“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彩专题（请扫描右端二维码进入相关页面），以构筑文化长城为背景素材，用故宫、华表、天坛、古琴、敦煌飞天、竹简线装书、狴犴、印章等极富国学韵味的元素连缀整个专题，追溯传统文化，解读人生智慧。光明日报特撷取精华，以飨读者。

国家层面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也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对其他层次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

社会层面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也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是我们党矢志不渝、长期实践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由是指人的意志自由、存在和发展的自由，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平等指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价值取向是不断实现实质平等。它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人人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公正，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前提，是国家、社会应然的根本价值理念。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它通过法制建设来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制度保证。

公民层面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概括。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爱国是基于个人对自己祖国依赖关系的深厚情感，也是调节个人与祖国关系的行为准则。它要求人们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自觉报效祖国。敬业是对公民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要求公民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服务人民，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精神。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友善强调公民之间应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友好，努力形成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重儒家

国学广义泛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狭义则专指传统文化中的学术经典及其体现的文化精神，包括以中国历史为背景、以传世经典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回归传统是规律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生如此，社会亦然。中国革命以“五四运动”起，大体梳理中国百年发展历程：1919年—1949年，夺取政权的三十年；1949年—1979年，巩固政权的三十年；1979年—2009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2009年—2039年，文化繁荣的三十年。

稳定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现实需求。《论语》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正是古圣先贤总结的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由国强而民富，由民富而文昌。

由此对照和展望中国社会，我们可以说：新中国成立30年是学习苏联模式；改革开放30年是借鉴欧美模式；今后社会发展30年是回归中国模式。

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传统文化的现代回归，是历史的必然、现实的需要。每当社会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国学一定会回来，这一现象几经反复，已经固化为规律。

儒家文化在先秦时期不过是诸子之一，孔孟终其一生，栖栖遑遑，理想也没有得到实现。一直到了汉代，董仲舒借助汉初叔孙通提出的“夫儒者，乃守成之学”，向汉武大帝谏言儒家应该“度越诸子，定于一尊”的建议，得到汉武大帝认同，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之后，儒家文化就成为统治中国社会两千年之久的主流文化。

在历史上，用儒家思想治国，就长治久安，不用儒家就“兴也勃焉，亡也忽焉”。与汉比较，秦用法家，统治不过几十年；汉用儒家，统治将近四百年。元和清比较，都属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元朝的马队横扫欧亚大陆，对儒家起初并不认同，虽然后来认识到重要性，但为时已晚，元代统治维持不到百年。满清入关就汲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虽然军事上也很强盛，但是文化上主动采用了儒家思想，统治维持了268年。

诸子思想蕴含永恒主题

中国丰富的学术遗产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在专业层面，只有儒家文化才有资格成为“经”。儒家文献一旦成为经典，中国文化中的其他几个部分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儒家文化次第展开。

史学是用儒家的观点写历史、评价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大史学家包括左丘明、司马迁、司马光等等，都是大儒。儒家是用道理说话，而史学则是用事实证明——就像写一篇议论文，一个是论点，一个是论据；一个是以理言之，一个是以事实言之，文史、经史之间相互补充、印证。

诸子是对儒家文化的补充平衡。儒家强调积极进取，道家就强调清静无为，以出世的张力消解入世的纠结，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儒家强调礼治，法家侧重法治。礼与法都节制人的行为，只是礼偏重的是“诚于中、形于外”，法强调制度，是对行为的约束。此外，礼侧重于自律，法侧重于他律——儒、法实质上是对人的行为靠文明自觉与靠制度约束的相互补充。再看儒家和墨家的关系，儒家强调“仁爱”，墨家强调“兼爱”。但是还原到真实世界中，爱能没有等级之分吗？儒家强调“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其中“杀”，就是降等，即针对不同的人群应该有不同的礼。

诸子的思想各有所长，相互补充，所以形成百家争鸣、文化多元的态势。儒家和而不同、不流，相互共存、尊重，因而在中华文化中能够一枝独秀。儒家强调的忠恕、仁义、道德、礼乐、中庸等思想，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对于我们今天一味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仍然可以起到补救作用。更何况，学习、诚信、孝悌、知行这些理念，是超越某种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和历史时代的永恒不变的主题。

负阴抱阳一点红

——小议中华文化的形象特征

国学，从强调本土的儒道两家，到东汉时期佛家的介入，形成儒道释三家并存的文化态势。儒家强调积极进取，道家强调无为而治，“一阴一阳之谓道”，儒道两家代表着中华文化中阴阳平衡的主流。不论儒家的入世，还是道家的出世，说的都是今生今世之事，对人生彼岸的问题没有做更多思考。

不说生死问题，人的困惑还在：人死之后到底有没有知？这是个极端的人生经历，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正因为死后世界的不可印证，宗教就有了存在的可能。佛教自东汉进入中国后，不管教义有多么精微、深奥，在百姓心目中主要讲的就是三世因果，把前生后世的事都说了，对我们的本土文化在思想领域里做了很好的补充。因此，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有儒家，积极有为；逆境的时候有道家，顺其自然；遇到生死问题的时候有佛教，此生不堪，还可以修来世。以上特点，使得中华文化被形象地称为“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不只历史文化是三者并存，世界文明的发展形态大体也分为三种：一是借助战争或者先进技术对外侵略扩张，历史上的一些大帝国莫不如此，我们称之为“海盗式文明”；二是被“海盗式文明”殖民化的文明，本土文明程度不够，靠侵略者提携甚至拔苗助长发展起来的文明，我们称之为“奴役式文明”；中华文明有自己的独特发展方式，尽管在历史上几次受到外族入侵，但并没有被异化，反而把侵略者同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这种具有强大包容性、共生性的文明，我们称之为“中和式文明”。

“和而不同”的中和式文明是对中华民族发展特征最好的表述，从尧舜禹历代相传的政治心法“允执厥中”，到《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乃至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强调和期望的都是中和，即中正平和、公允文明。

李学勤曾在一次讲座时援引台湾已故学者张光直关于文明起源的观点：“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独立存在，绵延未断，历久弥新，中和式的发展将是实现中国梦的文明特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向全世界证明：人类在野蛮和屈辱之外，还有一种值得骄傲和自我证明的发展方式，那是理性激情不断唤醒良知与自信的一种文明。

中华大地有三道万里长城：一道是有形的万里长城，它证明着“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强盛；一道是历代志士和革命者用血肉之躯铸造起的万里长城，它保护着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独立；还有一道万里长城则是以中国汉字作为青砖基石修筑起的文化万里长城，它使中华文明得以记录传承，绵延不绝。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红色革命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一定不能忽视这一段光辉历程。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如果用一个形象来描述、表达中华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一只振翅欲飞的丹顶鹤，可谓“唯有丹鹤真国色，负阴抱阳一点红”。

　　（金海峰、曹雅欣、章丽鋆/文 张璋、李文峰、杜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