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5.2亿元"红包"含保护费型借机敛财型等类型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９日电(记者王存福、翟永冠、杜放)１０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金额５．２亿元，查处２５５０人，涉及金额２．５亿元。日前，在持续一年多、正进入收尾阶段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一张中央首次晒出的“红包”整治清单引发关注。

有专家称，这张清单意义深远，意味着年初中纪委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反腐新路径——将治理收送红包礼金作为重点，已经落实并取得初步成效。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说，“红包”和购物卡一直被视为灰色收入，处于腐败与人情的“暧昧”地带。这是一种范围很广，影响恶劣的腐败行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此有针对性地开展整治，从根子上寻求解决之道，在社会心理和一些制度难以覆盖的方面形成有效之策。

一些主动上交“红包”礼金的干部说，“现在看来，过去那些被当作‘人情’的小钱，以后都会跟腐败挂上钩，不敢再随便收了。”

官场“意思意思”积累５亿元“红包”

教育实践活动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查找和解决问题，以钉钉子的精神反“四风”，出重拳、用重典，标本兼治、扶正祛邪，推动作风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梳理这份成绩单，从被通报的部门来看，金融、医疗、能源等监管部门，以及部分地方领导班子人员频频涉事，“实权”部门及“实权”岗位成为红包腐败的高发区。

从金额看，各地平均上交的“红包”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浙江省，７０００余人上交“红包”３３００万元，人均近５０００元；天津市披露的数据表明，３７０人上交１０万余元“红包”，人均不到３００元。

“没有权力的人不会收到红包，红包首先是对权力的靠近和腐蚀。”中央党校研究室教授辛鸣认为，长期以来，这种官场潜规则一度登堂入室，领“红包”办事成了“明规则”。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据了解，这一规定就包含各类现金红包以及银行卡、购物券等，以及各种充值会员卡、可支付现金卡。

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说，为便于实际操作，近年来各地纪检部门还普遍有规定，收取的礼金应当在一定时间内上缴，纳入财政或廉政基金，否则将构成违规收送“红包”，领导干部、公职人员要被“先免职再处理”。

“红包”都是用来干什么的？

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中央纪委负责人就曾表示，重点纠正领导干部利用婚丧喜庆、乔迁履新、就医出国等名义，收受下属以及有利害关系单位和个人的礼金行为，是２０１４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掌握审批权、有权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部门，往往有收受红包和购物卡的腐败风险。一些人把收送红包当做人情‘润滑剂’，结果是搞坏了党风，形成不良风气和社会文化，形成极其恶劣的社会毒瘤。”蔡志强说。

被通报的案例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保护费型”。比如，广东省鹤山市委一常委曾“带队”拿“红包”。２０１３年初，鹤山市委常委梁某带领鹤山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卢某等１２名市直机关单位干部，接受某房地产开发商的宴请，并各收受该房地产开发商赠送的１万元红包。

——“蛀虫型”。上海市纪委通报，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间，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以“会务费”等名义虚列支出，实际将公款用于购买购物卡和接待等，严重违反财经纪律。

——“借机敛财型”。天津市纪委通报，其下属郊县干部杨某借女儿结婚之机，收受同事、朋友礼金８．９万元。被纪检部门勒令一一退还。

据了解，除了上述通报的案例，事实上，近来，在反腐高压下，“红包”新伎俩层出不穷。“包括‘微信红包’在内，一些新的腐败载体隐蔽性更强，已经成为纪检部门打击的新焦点。”高波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储值购物卡仍在国庆期间公开销售。记者在北京各大商场的门口仍看到，不时有人向顾客收购各种礼品卡获利，他们的目标客户通常是一些官员家属和国企员工。而网络上，可以作为“红包”奉送的各种礼品销售火暴。其中，亚马逊、淘宝等知名电商网站在各地超市、便利店发售各种面值千元上下的礼金卡，在网站上就能消费使用，甚至还可转账。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治理“红包腐败”是反腐工作更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具体体现。在抓“小问题”做“大文章”的新共识下，各地纪委纷纷出台了更加细致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广东省纪委就发文进一步明确了收送“红包”违规情形：一是用公款赠送“红包”；二是收受管理或服务对象的“红包”；三是授意或委托特定关系人收送；四是多次收送“红包”。对于这四种情形，一律将对当事人先免职再作处理。

强化“不敢腐”，向“不能腐”“不想腐”迈进

整治活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各地情况的差异和一些不足。记者在目前公开的３０余个省区市教育实践活动成绩单中看到，仅有５个地方晒出了上交“红包”的金额，其余地方只是晒出了上交人数，违规细节鲜有提及。

蔡志强认为，仍有一些部门在公开“红包”数量和人数上有所遮掩、避重就轻。从党务公开的角度，党员应该及时向组织公开，组织应该向社会公开，保证作风建设有效性，向社会公开之后，还会形成一定约束。“落实制度和政策要不打折扣。”他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说，一些地方在反腐信息公布上遮遮掩掩，中央层面可及时跟进政策要求，将“红包”治理常态化。在强化干部“不敢腐”观念的同时，向“不能腐”“不想腐”迈进。

蔡志强表示，从清单上看，各地情况差异较大，这与有关部门的判断和执行标准不同有关。从当前的形势看，不排除一部分人存侥幸心理不上交“红包”，也有一些人上交的原因是迫于一时压力。

如何改变乃至消除长期存在的官场“红包”现象和“红包”文化？蔡志强认为，一要有明确制度约束，有严格的追究机制，应该完善党的纪律和相关法规，把收受“红包”视同违纪；二是制度设置要科学，具体执行必须严格。

此外，不少专家认为，将收受“红包”入刑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收红包就是受贿，送红包就是行贿，尤其是一些企事业单位，更加应该明确。”任建明说。他建议，将公职人员收受礼金进一步纳入法律法规的监管范畴。“要从根本上遏制‘办事就要给人好处’的风气，让权力真正得到监督，改变部门、岗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任建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