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古今谈——论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二）儒学在社会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由民间学派上升为官方指定学说，由一家之学完善为社会主流思想，后又经“五四”时期以来的西化思潮与批孔运动冲击，渐渐式微至人们心目中的腐朽旧说。其实，儒家思想长久以来被认作中国社会的官方正统学说，是有其充分必要性的，也是经过了历史严苛的检验。

首先，从个人层面看，儒家学术理论，是一种最容易去践行的指导思想。儒家提出的理想虽高远，但实践方法十分朴素，所谓“道不远人”是也。比如《论语》开篇一句“学而时习之”，学到了知识还要去践行它，这样简单易行的理论就是孔子对门生修习君子之学的教导——学以致用，这种理论高深难懂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当下做起、都有章可循的吗？

再比如对于“爱”的践行，墨家的“兼爱”观，认为爱无等差，博爱天下应当等而视之。然而这种理想虽然高尚，在实际生活中却难以实现，人们怎可能做到对亲人、对陌生人都报以同样的爱呢？相比之下，儒家告诉人们“泛爱众，而亲仁”，作为仁者，虽然广泛地爱护众人，但是首先亲近仁德的人，这就有了先后顺序、有了主次亲疏之分，使人能够照着入手去做。

再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个“及”字，就提出了一种由先爱自己的老幼亲人、再以此为参照去推己及人地爱别人的老幼亲人这样一种推衍性，儒家的爱有等差，正是说明了一种美好理论的可操作性。

而儒家的“八条目”更是具体，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地设定出了内修己身、外治家国的步骤和方法。可以说，儒家学说，真正实现了以文化人的教化作用，是中国君子养成的成功学典籍。

其次，从社会层面看，儒家是一种提倡入世的、有为的、积极投身社会的思想，与道家的清静无为、与佛家的看破红尘相比，儒家提倡“学而优则仕”，鼓励莘莘学子报效祖国、服务社会、贡献自我，可以说，儒家从创立之初，就始终是在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这种人才，是“常以天下为己任”的，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

就拿中国本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儒道两家对照来说：道家像是天空中的翱翔者，而儒家像是大地上的苦行者；道家崇尚个体意志、追求超脱世外，儒家推崇集体精神、担负家国天下。所以儒家知识分子是为构建仁爱社会、和谐社会、礼乐社会、大同社会而奔走呼号的行者。

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儒道两家角色的分化：面对社会的乱象，老子一骑青牛西出函谷关独善其身逍遥世外，而孔子领芸芸弟子驾车奔劳周游传道，不顾己身累累若丧家之犬。这就是儒者，他们也许是践行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社会理想，虽“人不堪其忧”，但是“不改其乐”！儒者为学，为自强不息、报效社会；儒者为人，是推己及人、修己达人；儒者为事，愿为国为民、兼济天下。

再次，从历史阶段上看，儒家学说，是一种适于治世的、成就盛世的、稳定社会的、化成天下的思想理论。我们回看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每当一个朝代进入到稳定时期、盛世时期，国家一定会重新强调起以儒治国、以文治国，这是经过多次实际检验的历史发展规律，就连那些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中央政权，如元朝、清朝，经过一段时期的文化冲突和思想碰撞，最后也不得不回归到儒家治国方略。儒家文化在个人层面提倡君子风范、在社会层面提倡纲常伦理、在国家层面提倡仁政爱民和为政以德、在国际层面提倡天下一家和仁者无敌，它是一种进取型的、维稳型、秩序型的、中和型的文化，特别适用于个人的平稳上升、社会的稳步发展、国家的安定和谐、世界的和合万邦。

当今，我们的国家经过政权稳定、经济发展，也进入到了文化复兴的发展时期、面临着文化繁荣的时代命题。此时，儒家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精华部分、具有时代意义的经典部分，也随历史规律又一次苏醒在我们的社会中，它以古为今用的智慧传承，滋养着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比如，我们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既承袭着儒家学说的智慧基础，又融入了社会主义的时代需求，是一种涵古纳今、承前启后的价值导向，也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一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