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上的中国：国家与人民的礼赞——历年国庆献礼片巡礼

新华网北京９月２５日电（白瀛 高蕾）为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５周年，中宣部文艺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９月２２日联合推介了５７部国产影片。

从１９５９年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第一次大规模组织国庆献礼片生产开始，除了“文革”期间电影生产完全停顿外，国庆献礼片已成为我国电影生产中一个常态性部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片种，以对革命和改革、国家与人民的礼赞，凝聚和折射了丰富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内涵。

基于人性的表达——创造改革的认同感

１９５９年，《五朵金花》《青春之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风从东方来》《万水千山》等３５部献礼片在９月至１０月轮番登场，被电影史学家称为“难忘的一年”。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说，当时的创作者不约而同与躁动的现实保持一定距离，采用了“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等叙事策略，如《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在三个男性之间的流转，正缝合着一个知识青年经历启蒙、革命、改造，而最终成长为一个真正革命战士的成长历程。

在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看来，当年的献礼片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理性与情感”的高度统一，形成了自己的美学特征与修辞风格。“这在今天来看，可能显得比较幼稚，但是你会被它的真诚所打动。”

国庆献礼片再次热拍是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７９年，有反思“文革”的《苦难的心》《苦恼人的笑》《伤痕》《生活的颤音》，也有充满喜庆气氛的《甜蜜的生活》，《小花》更是第一次把人性的思考融入战争中，且捧红了唐国强、陈冲、刘晓庆三位明星。而１９８２年上映的《牧马人》更是发展出“人性拯救”模式，深刻影响了后来革命历史片的创作。

钟大丰说，这批献礼片充分肯定了对爱情和生活质量的追求，这种基于人性的表达，反映着人们对新生活的真实感受和渴望，由此创造的国家和人民在改革面前利益一致的强烈认同感，也正是符合面临艰难改革任务的国家所需要的精神状态。

难以想象的突破——摆脱“英雄崇拜”叙事逻辑

１９８９年上映的《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巍巍昆仑》等影片与１９９１年上映的《大决战》，将国庆献礼片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其中《开国大典》可谓里程碑式作品。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说，《开国大典》中，“毛泽东不再是神，蒋介石不再是鬼”，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突破”，影片也因此受到了很多批评。

钟大丰指出，这些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一方面通过生活细节拉近了领袖和普通人的距离，另一方面仍然是通过领袖的崇高品格和超人智慧来强化革命认同；而表现国企改革的现实题材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也同样暗含这种“英雄崇拜”的叙事逻辑。

新变化开始于世纪之交。１９９９年上映的《横空出世》《国歌》《冲天飞豹》《我的１９１９》等献礼片中，革命领袖悄悄走向后景，主人公更加贴近时代和观众欣赏口味，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但饶曙光指出，由于当年很多影片都是政府投资，且投资规模远超中国电影平均水平，大部分影片失去了市场消费群，在票房收入与投资回报上都没能达到期望值。

变化了的市场氛围，已开始将商业类型电影机制引入献礼片的尝试，除了１９９９年的《黄河绝恋》《冲天飞豹》，１９９６年的《紧急救助》、２０００年的《紧急迫降》等，都已出现了这种商业启蒙的端倪。

人民群众的讴歌——聚焦奉献与真爱

２００９年，广电总局确定了４０部国庆６０周年献礼片并在全国展映，其中扛鼎之作《建国大业》回溯了“政治协商、民主建国”的历史进程，票房达４．２亿，刷新了国产片票房纪录。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说，该片的独特意义在于，让表现真人真事的献礼片，具有商业电影的颠覆意义。

２０１４年的国庆献礼片新作，无论是讲述历史还是反映现实，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到了默默奉献的普通人身上。

《真爱》根据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阿尼帕·阿力马洪的事迹改编，讲述了维吾尔族母亲阿尼帕老人用超越民族的人间真爱，在几十年中抚养６个民族１９个孩子的故事。

《兰辉》根据北川已故副县长兰辉事迹改编，讲述了汶川地震发生后到因公殉职的五年时间里兰辉工作与生活的点滴，讴歌了兰辉舍小家顾大家的公仆精神。

《警察日记》取材自鄂尔多斯东胜区公安局局长郝万忠的６４本日记，讲述了他１４年工作间破获的案件和他的人生感悟。

《西藏天空》以少爷丹增与农奴普布之间的恩怨情仇为主线，讲述了两位主人公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民主改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个人命运和观念改变，展现了２０世纪西藏的沧桑巨变。

有分析指出，半个多世纪的国庆献礼片创作，始终服务国家建设大局，多维度呈现革命和改革的认同感；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片种，更加需要通过精彩的故事、鲜活的语言、丰满的人物形象，生动艺术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从市场中寻求创作动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