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平：他们的梦想和我们的旗帜

日本731部队当年搞的这些恐怖的人体实验，不仅是为了获取人体医学数据，而且有很多更令人发指的事纯粹是为了取乐。比如说在手术摘除中国受害者的胃和小肠，把食道和大肠直接连接，让该中国受害者不断地吃东西也只能眼睁睁地饿死；比如砍下中国受害者的手和脚，然后用手术把手接在小腿上，把脚接在手臂上，还用“高明的医术”把它们接活一段时间；比如不进行任何麻醉，只是把中国受害者绑在手术台上就活体解剖，中国受害者越是痛苦地挣扎越是引起哄堂大笑；还比如把中国受害者的血液全部抽干，然后向他身躯里注入马的血液，史料称由此引起的剧烈的抽搐和痉挛“连几个壮汉也压制不住”。还有很多比这更凄惨的案例，周小平不忍下笔再述…

我时常在想，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和智慧带领着我们这个民族熬过了这场劫难？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们当初不过是一群泥腿杆子，穷困潦倒，手里要什么没什么。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最初只有十几个人，就是他们完成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看似完全不可能的壮举，让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在西方列强的屠杀中灭绝，而是在炮火与摧残中艰难地站起身来反击。他们依靠的是什么？

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名网友在我微博上的留言。他说：“我永远都记得小时候奶奶跟我讲起当年日本兵来扫荡，她躲进地窖里瑟瑟发抖时那种幽怨的眼神。”人世间再没有比这更让人动容的画面。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男儿，生在那样的年代，我们如果不奋力挥动自己的拳头去反抗的话，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人世间。所以对我们许许多多普通的老百姓而言，指引我们前进的既不是什么主义，也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而是生存毁灭的迫在眉睫，和文明冲撞的残酷现实。

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外公只有一个哥哥，但后来他告诉我他其实有五个兄弟，而他是最小的一个。于是我问他：“那你另外的兄弟们在哪呢？”我外公回答说：“他们都在战乱中死去了。”老人说这番话的时候很平静，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他其实是很想念他的兄弟们。因为老人在世的时候每当看到我和表弟们在一起玩，都会乐得合不拢嘴。这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亲情，对老人来说，是一种永远不能再企及的奢求。

他们用自己一代人的牺牲和抗争，打碎了西方人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道劫难，让我们免于堕入地狱般的战乱。他们的梦想是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再任人宰割，这梦想实现了，但是斗争仍未结束，第二道劫难如影随形。

1950-2010：面对贫穷，我们的先辈都在为了一个让子孙后代不再忍饥挨饿的梦想而奋斗。

印度文明和东南亚虽然逃过了屠杀的命运，但最终还是屈服于西方的威逼利诱，沦为了半殖民地。在今天的东南亚充斥着大量的人妖、雏妓，有人说这本来就是东南亚的特色文化，但这种说辞是卑劣的，没有人会如此作践自己和自己的子女，除非是生存所迫。在印度有十亿“贱民”（印度社会的低种姓人口）依靠捡洋垃圾为生，一个英国人一年产生的垃圾，被船运到印度之后，竟能养活400个“贱民”。在首都新德里以及孟买面积仅1.7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居住着一百多万人口，很多人一家三代挤在几平方米的纸壳房里，用飘满尸体和粪便以及洋垃圾的恒河水洗衣做饭。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三十年前中国人过得比印度人和东南亚人还要穷困。但中国的穷困和印度与东南亚比起来有着最本质的区别。中国当年的穷困奠定了今天我们富裕的基础，而印度和东南亚当年的短暂繁华则奠定了他们今天的凄惨和衰败。在70年代之前中国一直在苏联的阴影下生存，当时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和科技储备，国内生产生活所需的化肥等工业制成品几乎全部依赖从苏联。人在屋檐下，就不得不低头，所以当时尽管连我们自己都吃不饱饭，却还不得不把食品源源不断地送往苏联还债。

经常有网友会问，既然如此中国当时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工厂？为什么不？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刚刚赶跑了侵略者的中国，我们几乎是在一片废墟当中重建家园。建立现代化的工厂需要几十种不同的工业体系，涉及几百种科学技术领域，需要几百万种零部件，和上千万的产业技术工人。而在当时的中国，我们连个像样的学校和工厂都没有，谈何容易？不仅如此，独立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摆脱依赖他人受制于人的命运，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还需要莫大的勇气和实力。正如奴隶主不会允许自己的农奴自立门户单干一样，苏联也不允许中国自立门户单干。

从中国开始自己的五年计划之后，中苏关系就一度紧张，60年代苏联不仅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更制定了用核弹摧毁中国建设之路的毁灭性的打击方案。很多年以后当我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曾经无数次感到一种锥心刺骨的疼痛。我们的父辈究竟是如何支撑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年那些穿着黄胶鞋和手拿半自动步枪的解放军在面对苏联势不可挡的坦克洪流面前是怎样保持斗志且毫无惧色的？为什么在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背叛中国逃往苏联之后，剩下来的人还那么坚强地选择战斗，选择直面自己的命运，选择和中国站在一起哪怕明天就被坦克碾碎，哪怕明天就在核爆下化为尘粉。

后来我在读共和国历史的时候看到了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写的一段回忆录，解答了我的疑问。“1986年，两弹元勋邓稼先由于全身核辐射造成大面积渗血，已经达到无法救治的地步。当年核弹试爆时，中国还没有能力对科研人员进行基本的身体保护设备，邓稼先作为总指挥，曾在沙漠里和战士们一起寻找没有爆炸的核弹重要部件，找到把这个关键零件抱了回来，全然顾不上零件上已沾染的核辐射，以至于身体机能受到了严重的致命毁损。邓稼先病重住院期间，杨振宁曾经去医院探望时，两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杨问：研究原子弹，国家究竟给了你多少奖金，值得你把命都搭上？邓：十块钱。原子弹十块钱，氢弹十块钱。”邓稼先撒手离开人世时，他的身体只剩下了皮包骨头，他生前最后一张和夫人的合影里，我们可以看到他那几乎空空荡荡的袖管，但他的脸上依然洋溢着一种自信的微笑，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希望。正是这样如风中摇曳烛火般微弱的点滴希望之光支撑着那一代中国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点滴的希望之光终有一天也会亮如白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