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智库：未来亚洲秩序需多听北京声音

“世界秩序正处在转折点。”年过九旬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用新书《世界秩序》再次引起国际政治学界对国际秩序变迁的集中关注。日前，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智囊、香格里拉论坛高级研究员、前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亚洲安全项目负责人亚历山大·尼尔(Alexander Neill)，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专访，在他看来，关于亚洲秩序的未来，世界需要多听听北京的看法。对于广受关注的中国反腐运动，尼尔表示，中国进行的是“制度化”建设，不会是“一阵风”。

打造“亚盟”需要一个骨干国家

环球时报：有美国学者称亚太经合组织(APEC)可能成为亚太地区的“欧盟”，也就是“亚盟”的前身，从欧洲的角度来观察，您对这样的看法乐观吗？

尼尔：毫无疑问，APEC是亚太最重要经济体协调地区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APEC的一些成员自然会有推动APEC成为“亚盟”的意图和打算。不过，在亚洲还有一些其他组织，比如东盟等。我觉得，在推动亚洲地区安全机制设计方面，在塑造未来的亚洲秩序上，世界要多听听北京的看法，多了解北京究竟如何想，以及北京在APEC中想发挥多少领导力。

建立一个共同的亚洲社区，或者亚洲联合体，或者“亚盟”，最根本的一个前提是，这些亚洲国家究竟有多少共同之处可以成为发展基础。我们观察到，在亚洲，东盟与其他国家、东盟内部都存在明显的竞争求异关系，而不是寻求亚洲共同体的关系。亚洲地区的大部分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认为，这些国家首先追求共同的经济基础与制度安排，而不是共同的政治安全目标。欧盟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发挥了骨干作用。“亚盟”同样需要一个骨干国家，而那个核心的骨干国家必须有坚实的经济能力与基础，像欧盟发展过程中的德国一样，来主导亚洲的经济秩序。

环球时报：作为亚洲安全问题专家，您觉得亚洲国家的决策过程受到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影响？

尼尔：亚洲国家的发展历史悠久，受到不同文明的综合影响。就当前的局势来看，这些国家中一部分受到从美国“出口”到亚洲的“美式民主思想哲学”影响，一些依然没有摆脱“后殖民主义思想哲学”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根据自身的历史文明，探寻与发展新的思想。回顾历史，尽管中国在清朝时期一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清朝之前的中国，尤其在唐朝和宋朝，中国的思想哲学是开放的，对外政策也是开放的。中国走出去的华侨就在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华侨走出去的动力本质上是出于“贸易与商业”的思想哲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