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让历史照亮人类的明天

今天的和平，不是在一片空地上构建的大厦，而是在战后秩序这个基本框架中建设起来的。离开这一框架，突破这一框架，得来的不会是和平而只能是战争危险。确保二战以来国际秩序的成果，是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的基础，一丝一毫都马虎不得，一砖一瓦都动摇不得。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为基础，才谈得上遏制并清除法西斯主义思潮的生存土壤。

然而，近年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屡屡制造事端，引来国际社会强烈不满。所谓“钓鱼岛国有化”，挑战的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美化的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侵略历史；妄图修改和平宪法、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威胁的是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

二战结束已近70年，这些闹剧仍不断在日本上演，充分表明，日本建立的所谓和平体制并没有对军国主义的复活形成有效的遏制。现在，安倍政府又要借修改宪法来实现重新武装，日本不仅要做政治大国，还要做军事大国，怎能让爱好和平的亚洲和世界人民放心？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构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根据这两个文件，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作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必须归还中国。因此，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不仅是岛屿的归属问题，更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还要不要捍卫，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还要不要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还要不要遵守？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原则问题。中国在这些问题上与日本较量，坚持要求归还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为的就是要确保战后秩序，不给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任何可乘之机。

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危险倾向已经有所警觉。美国《时代》周刊指出，日本正扩张自己的军事影响，梦想建立一种“新的世界格局”；《华尔街日报》则将安倍称为“亚洲最危险的人物”；英国前驻日大使休·科塔齐更是撰文警告“玩火者很可能引火烧身”。越来越多的人清醒地看到，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纵容和绥靖只会放虎归山、自食其果。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谈道：1945年日本战败后，昨天还很残暴的日本军人整齐列队，将新加坡的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此“敏捷”的转身，使他“心里泛起一阵寒意”。和平，在日本就好像双脚踏在一块浮冰之上，虽然一夜间换了站姿，但对于脚下一直在融化的基础，这么多年却始终视而不见。二战后，日本能否走和平道路，能否取信于亚洲人民，最重要的一个“量度”，就是日本能否自觉接受战后国际法规和国际秩序，遵守战后和平宪法。日本政府应充分意识到，只有清醒地面对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的罪行，并且采取实际行动清除军国主义的思潮，才能重新赢得世界人民的尊敬。

69年前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伴着电波杂音播出的《终战诏书》中，并未出现“投降”的字眼。直到今天，日本政府和媒体仍将“8·15”称为“终战日”，而非“战败日”和悔罪的日子。究其实质，军国主义是政治的，更是思想的、文化的以及社会心理的。战后的日本没有完成清理的任务，这是亚洲的真正危险所在。

(七)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曾说，“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

回望历史，20世纪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个百年。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又飞速跨进信息社会；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进化”，在这个短短的百年里完成了，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领域，人类文明都达到了空前的辉煌顶点。

然而，也就是在这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与杀戮之中，文明的灯火一度被战争风暴吹得七零八落。音乐家梅纽因沉痛地说：“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话为20世纪做个总结，我会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让人类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找到持久和平之道。国际社会开始尝试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和平，通过用国际秩序与规则的约束来限制战争的冲动，通过合作共赢的制度设计来制约战争。

近70年间，尽管局部地区的战争不断，但多元世界正逐步形成，时代的不同使得选择和平发展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全球治理体系尚不完善，国家政治之间的激烈博弈，冷战思维、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宗教思想造成的冲突、摩擦仍持续不断，在一些地区仍有升级的可能。怎样才能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找到一种新理念，不断为和平注入正能量？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

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多个国际场合阐述了“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这一理念，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国与国关系的新认识，也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同世界并肩前行、携手共进的坚强信念。中国梦与非洲梦、亚洲梦、美洲梦息息相通，中国是全球化的获益者，更是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