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友卡尔逊（上）

卡尔逊回到美国后曾预言：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远东之后，必将在海上和美国决战。在这以后一年，日军突然发动使美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的偷袭珍珠港事件。

另外一个预言，就是中国共产党必将在中国取得胜利。卡尔逊的夫人说：有一天，卡尔逊在病床上看到《纽约时报》一则消息，报道中共已突破延安的封锁圈，大军正在向东挺进，他顿时拍案叫道：“中国共产党18个月之内就会取得全国的胜利。”他在说这话以后一个月告别人间，未能目睹新中国的诞生，而中国人民军队果然所向披靡，解放全中国的日期，比卡尔逊的预言只相差几个月。

是什么使卡尔逊有这样的远见卓识？

我回答，因为他是一个崇高的美国人。他同我们50年前远征时，只带了一本《圣经》，但他的睿智与良知，使他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无比坚强的信念。早在1944年，他说到中国时就说过：“作为自由的人，我们永远相信自由人有能力建立一个正义、生活富裕和幸福的社会。”这正说明他肯定无疑地认为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胜利。

今天，波多马克河闪烁着波光，一群海鸥从大西洋飞来恣意翱翔，记在我们心中的难道只有那短短的墓碑吗？他是永远冲击前进的太平洋，这就是我从旧金山海边走到卡尔逊墓碑前一直深沉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太平洋才是卡尔逊真正的形象。它将永恒地存留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心灵之中，它紧紧联结着两个大陆，汹涌澎湃，浩瀚无垠。（刘白羽）

回忆埃文思·福·卡尔逊

1937年12月，一个瘦高个子的美国人，他有着一双平静深陷的眼睛，穿着羊皮衬里的皮夹克，背上背着一个帆布包，风尘仆仆地走进我在长江盆地都市武汉的美联社新闻办公室，当时我为该社工作。

来的人介绍他自己：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尉，美国驻华使馆助理海军武官。他带来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一封短信，介绍他是一位思想公正、有强烈抗日要求的军官，他想亲自去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斯诺问我，是否我能帮助卡尔逊找到八路军在武汉的办事处；斯诺也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我带他去见了叶剑英和董必武，他们与延安联系后，很快安排了他到敌后游击队根据地去旅行。

我再见他时，他已旅行回来，对看到的一切满怀热情。他给外国记者、传教士和一些听众演讲，说八路军是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最懂得为什么而战，官兵关系最民主，与民众的关系如鱼水情。就在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他对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的高度评价，他用美国人熟悉的人作比较，说总司令“像林肯一样谦虚，像李将军一样才华横溢，像格兰特一样坚忍不拔”。卡尔逊的这次旅行改变了他自己，使他变成一个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和实力崇拜的人。回到武汉后，他帮助艾格尼丝为八路军募集医疗用品，帮助斯诺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推动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

卡尔逊是这样一个人，他一旦通过自身的体验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就言付于实。

1938年4月，我有幸与卡尔逊一道去山东前线，国民党部队在那里得到共产党游击队合作切断日本人供应线，在台儿庄战斗中首告大捷。与我们一道去的还有荷兰拍纪录片的先驱乔里斯·伊文思和有才华的摄影家罗伯特·凯帕，他们刚从西班牙战斗中转来。那次旅行的成果之一是拍了一部纪录片《四亿人》，另一个成果就是卡尔逊写了一本书《中国的双星》。影片和书都着重说明了解放区斗争的成效和中国普通士兵在正确领导下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对胜利蕴藏着的潜力。影片和书也都强调了中国的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需要国共合作来反对日本侵略者。未被外界所知的第三个成果是卡尔逊给罗斯福总统写了许多个人报告，也都强调了以上两点。

1939—1940年间，国民党摇摆于抗日和在中国打内战之间，当时日本还没有向英美开火，英美政府表现动摇，曾打算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与日本妥协，制造“远东慕尼黑”。卡尔逊毫不犹豫地按他在中国形成的信念行事，他辞去美军职务，解脱了官方的限制，自由地说话和写作。他公开地宣讲他坚信的事实——对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抵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已经在卓有成效地进行抵抗，美国最后不得不向日本摊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军队将是美国最可靠的同盟，国民党内部的一切民主倾向都该得到支持。

战后，卡尔逊已经是一位将军，他像史迪威一样，确信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和反对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力量的政策严重地损害了美国，也损害了中国及两国的长远关系。

1947年5月27日，卡尔逊逝世了。他因劳累过度和在太平洋岛屿的战斗中受了伤而死于心脏病。

今天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美国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我们与他有同样的信念，和平与发展对任何人、对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好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此而奋斗。（伊斯雷尔·爱泼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