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翻译谈邓小平：从未见过这么精彩的人

中新网8月21日电 8月15日，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教授在上海社联大楼群言厅举办了主题为“邓小平时代与中国大转折——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讲座。80年代中期，张维为教授曾担任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英文翻译。演讲中，他从邓小平“犀利、坚定、深邃、意志如钢”的眼神谈起，回顾了邓小平会见金日成、穆加贝、罗林斯等外国领导人的经历。演讲全文如下：

张维为：从来没见过这么精彩的人——邓小平与中国大转折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到上海社联，到“望道讲读会”来谈谈邓小平与中国历史大转折，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对邓小平的回忆、观察和研究，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最近一直在播电视剧《邓小平》，有人问我这个电视剧拍的怎么样，我自己觉得演员总体上是可以的，特别是讲话、声音、用词、语音、语调都很真、很像，但是如果说有一点点遗憾的话，那就是他似乎没有邓小平的眼神，邓小平的眼神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一般情况是很淡定、慈祥的老人，但你仔细观察他，特别是他讲话，哪怕一刻钟，他的眼神会给你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犀利、坚定、深邃、意志如钢。这是不能苛求的，电视剧里的演员当然是个优秀的演员，但是要有邓小平相同的经历、智力、阅历，那是不可能的。

昨天看到那一集讲的是恢复高考，我是从工厂里直接考进复旦外文系的，不容易，我当时真没想过还会有机会读大学，我在工厂里工作了三年，然后参加了77年的高考。但有一点挺好，我们从听到高考的消息到参加高考，好像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吧，没有像现在那样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备战高考。但那年考上大学的都是平时真正喜欢读书的人。我当时在工厂里工作，厂在上海郊区，从徐家汇坐50路公交车到底。我们的厂长特别高兴，厂里去了三十多个人考，就我一个人考上了，而且还是复旦，厂长就用卡车敲锣打鼓一路把我送到家里，把喜报贴在我家弄堂口。我哥哥也在同一天收到复旦物理系的通知书，当时全家的欢快心情今天还记忆犹新。

现在我来谈谈邓小平。邓小平首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一个很本色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当然，只有近距离接触才容易感受到。我这里讲一段经历，1987年11月我给万里副总理做翻译，当时采访万里的是美国记者、作家索尔兹伯里，他曾担任过《纽约时报》的副总编，80年代写过一本书《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他重走了长征路，采访了上百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领和士兵，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成了当年的畅销书。他写完长征之后，还想写一本讲中国改革开放的，他想写邓小平。当时中央军委的杨尚昆支持他的写作，他想见的领导人几乎都见到了，包括胡耀邦和赵紫阳，但就是没见到邓小平，所以索尔兹伯里见到人就问邓小平。他见到万里副总理也问邓小平，万里先讲了邓小平1974年让他抓铁路，当时造反派在徐州打派仗，铁路无法正常运行，邓小平下令说你去把闹事都抓起来，一天抓一个，一年抓365个，必须确保京沪线通车。

万里无意中透露出曾与小平打桥牌。索尔兹伯里一下子抓住了这个题目，他说：打桥牌是很有意思的游戏，一般玩游戏都希望有一点刺激，有的人喜欢有点钱，有的喜欢其它事情，你们中国领导人打桥牌，有没有什么刺激的东西？万里说我们也有，我们是谁输了就钻桌子。索尔兹伯里抓住这个细节，他问如果邓小平输了的话，钻不钻。万里笑了，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他就说邓小平牌打得好、牌技高。索尔兹伯里追问，他从来不输吗？不可能吧？万里说，他输了我们其他人都会说：你不用钻了。到最后万里被逼得没办法，只能说：这是我们大家定的规矩，谁输了都要钻，但他始终没说邓小平钻了桌子，回答完了，他自己也大笑。索尔兹伯里后来在书中是这样写的：“邓小平打牌争输赢，但不赌钱，输者得钻桌子，邓小平输的时候，牌友们总是说‘你可以免了’，但邓小平总是说‘我要钻，这是我们打牌的规矩’，于是他就钻了起来，但由于身材矮小，邓小平钻桌子比较容易。”虽然这是个比较轻松的故事，但也说明邓小平的一个特点，他比较讲规矩，是个定了规矩就认真做的人。我们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例如选贤任能制度、梯队接班制度等等，现在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制度，这对中国长治久安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邓小平有个性的故事还有很多。那年他见意大利记者法拉齐，法拉齐提了很多尖锐的问题，他们谈了几个小时。中间休息的时候。邓小平问他：“你跟你父亲也这样说话吗？”法拉齐说是的。邓小平笑着说，那你父亲不给你一个耳光吗？小平是一个很本色的人。实际上很多老外也喜欢这种个性，法拉齐采访邓小平后写了很长的感想，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彩的人，很有个性，很犀利。

　　金日成和邓小平在一起

这张照片是金日成和邓小平在一起，放这个照片是想回忆一段往事。我是1983年进外交部翻译室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刚进去时我们的级别还比较低，当时就出现一个矛盾，我们自己翻译的东西自己不能看，属于绝密文件。但翻译要熟悉领导人的讲话，熟悉他们的思路、口气、惯用语、引用的诗词等，翻译室领导就请示部领导，后来我们这些新手被破格允许阅读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

邓小平1982年与金日成的几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当时朝鲜经济非常困难，金日成跟邓小平说，我们想尽办法克服自然灾害，巴基斯坦总统哈克将军曾说，巴基斯坦的科技人员发现鹌鹑蛋营养比鸡蛋要高两到三倍，所以我们现在更多地养鹌鹑，这比养鸡更划得来。我觉得这是很新鲜的事，但邓小平没有特别的反应，而是说：我们的重点还是放在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他回顾了1978年9月访问朝鲜之后，在中国东北一路视察时所讲的一些话，现在一些学者开始研究邓小平的这个“北方讲话”了。“北方讲话”中有几点非常关键，一是提出要解决思想，要恢复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二是明确讲了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这段话收录在《邓选》第三卷里：“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大多数地区处于贫困状态，这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另外，当时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华国锋主席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当时习惯的说法是要把这个运动“进行到底”。邓小平说什么叫“进行到底？”他说“我看半年差不多了，运动的时间不能过长，把班子调整好就可以了”。为什么？他希望尽快把整个国家转入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轨道。

他当时就提出了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到长春市，他跟长春市的领导人说，是不是要考虑让政府变成为发展经济服务，这是1978年。另外他还说，我们关起门来不行，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他到大庆参观，问大庆有没有计算机，大庆当时有计算机。他问：你们的计算机每天开启多少小时，得到的答复是每天两个小时，他说这怎么行，这和拨算盘差不多，计算机要搞一个计算中心，24小时开放，形成一个网，可见他当时的思想已经很超前了。我回顾这一段历史，虽然不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就是想说明这么一点当其他社会主义或者前社会主义国家考虑的还是小打小闹，技术性的改革调整，邓小平已经在考虑根本性的问题，要进行思想路线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现在回头看，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自己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朝鲜和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基本是维持计划经济，引入有限的市场调节，但总体收效不大，经济仍然属于贫困型。苏联和东欧是第二种，是激进改革模式，其实他们也尝试过小打小闹，但包括走得最远的匈牙利等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没有迈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步，最后也没有成功，再加上西方话语的忽悠，他们就干脆完全采取了西方模式，激进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旧的体制瓦解了，搬来了西方的多党制和市场经济，结果还是没有搞好。苏联解体时，俄罗斯经济规模比中国还大，今天整个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满打满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我们今天仅外汇储备一项，就是四万亿美元，比俄罗斯的GDP和中东欧的GDP加在一起还要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模式是稳健改革模式，效果比保守改革模式、激进改革模式都好，好很多。

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当时的总理穆加贝

这张照片是我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当时的总理穆加贝，这个人现在90岁了。这场会见我印象非常深刻，穆加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领导人，他是游击队出身，坐过英国人的牢，他对毛主席非常有感情，他内阁一半的成员都是南京步兵学校培养的。他讲话非常直率。他1981年第一次到中国来，当时我还没有进外交部翻译室，但谈话记录我看了，我还问了当时做这场翻译的同事，穆加贝曾当着邓小平的面，说我们不能接受你们否定毛泽东主席，邓小平解释说，我们没有否定毛主席，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们是全面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对毛主席的历史功过三七开，对他犯的错误我们也实事求是。邓小平还说，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话，我们都还在黑暗中徘徊。

到1985年我做翻译的时候，穆加贝的观点还是没有大的改变，他第二次见到邓小平还是担心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小平反复跟他解释，先是从毛主席讲起，告诉穆加贝，我们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据我观察，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尊重是真的尊重。其实，文革的时候，邓小平受到很大的冲击，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加以保护的。从1969年到1971年，邓小平被贬到江西拖拉机厂，据我看到的材料，他的警卫还是来自8341部队。毛曾多次说过，邓小平是人才难得，说他会打仗，人比较公道。邓小平复出后也公开讲过，我们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他还多次说过，毛主席是党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他的功劳和贡献远远大于他的错误。

邓小平见外宾一般提前20分钟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吴学谦外长把我介绍给邓小平，说这是翻译室的英文翻译小张，邓小平握了我的手，问我是哪里人，我说上海。他问我：知道霞飞路吗？我说是淮海路吧。他对上海有感情，看的出来，因为他一生中很多宝贵的时光在这里度过，16岁经过上海去法国读书，回来后又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作为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他当时要把所有高级干部的联系方式都记在脑子里，这是不容易的。他自己后来回忆，他第一次的婚姻在上海，爱人叫张锡媛，在上海因生孩子难产而去世。1949年之后，她的骨灰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他自己也说过，他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也是在上海，1928年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与穆加贝的这次会见有一点戏剧性，穆加贝觉得中国可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而邓小平说不会。邓小平跟他讲，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现代化，但是在“四化”前边有一个词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一个是不搞两极分化”，这是他见穆加贝的时候说的。我们现在讨论邓小平可能会打“语录仗”，因为一个伟人讲过许多话，不分时空地引述，会造成一些误解。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曾指着一台进口仪器问周边的人，它是姓社还是姓资，得到的回答是姓社，为社会主义服务，后来有人就说邓是不问姓社姓资的。我自己理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是相当完整的，他的社会主义观是一种大局观、一种整体观，他不是指具体的东西，这个是资本主义，那个是社会主义，他说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所用，最终的目的是使国家发展起来，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起来。

他会见中讲了不搞两极分化，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文章里都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很大，两极分化已经出现等等。当时邓小平这样说的，“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个就看大家怎么理解，我与邓小平的接触中，发现他有两条是不变的，他讲过很多次，包括这次跟穆加贝也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还在探索，但他同时又说，有两条一定要坚持，一是党的领导不能动摇，二是公有制占主体不能动摇。现在回头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思维。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只要坚持了这两条，即使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可以纠正过来：比如地区差别大了，我们就推出了西部大开发计划，这些年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都比沿海地区快；医疗改革市场化走得太远了，我们可以推翻重来；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到现在的全覆盖。我老说，因为有了这两条，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即使发展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模式纠正问题的能力比西方模式要强得多。

因为穆加贝比较“左”，邓小平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跟他讲“左”给中国带来的教训，特别讲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讲了一句很重的话，说“我们受到了惩罚”，后来穆加贝在去机场的路上跟我说，“惩罚”这个词很重呀。邓小平也对公有制占主体做了解释，对于穆加贝不太理解的“利用外资”，邓小平说，“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工资，国家可以拿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把合资企业中间的社会主义成分一项一项剥出来，我当时还是第一次听到，说明邓小平对所有制问题的深入思考，也为我们后来的公有制改革，包括今天讲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打下了基础。

会见中，邓明确讲除了要防“左”，也要防右，邓讲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讲这四条，一气呵成。后来穆加贝1987年再次访华，还是我做的翻译，那次邓也讲了四项基本原则，但毕竟又大了几岁，邓是讲一条停一下，等我翻译，当中还有“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这个”是什么意思。但他自己反复讲了这四项原则，这显然是他深思熟虑过的东西。在这之前他见坦桑尼亚总理，他也解释，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保持中国的稳定。他说没有四项基本原则，亲西方的自由化就将冲垮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邓对这一点看的非常清楚。但同时他对每一条都做过解释，这不是僵化四项原则，而是充满活力的四项原则。比如他讲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也说改善党的领导；他讲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他也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实事求是。实际上，在西方许多大学里，上马克思主义课是很时髦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课程做成颇有品位的东西，对很多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把马克思的东西真的当做学问去做，他们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基础政治理论课，效果往往不好，有时候甚至变成反宣传，这值得我们深思，马克思主义不能是一种僵化教条的东西，这也是邓小平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邓小平讲得就更多了，他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新的意义。

这次会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尽管邓小平做了这么多的解释，穆加贝还是不放心，他说我们第三世界的朋友还是希望中国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觉得邓小平真的有点不耐烦了，他直白地说，“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并说，这个机器是有力量的，如果出现严重的违背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要把它扭转过来。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邓的底线思维，他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最坏的打算，包括后来的八九政治风波。邓小平不会允许公开挑战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那场政治风波的问题一直比较敏感，很多人都避着不谈，但我一直说，我们讲道路自信，什么问题都不必害怕。我自己长期在国外生活和工作，这个问题也回避不了。

今年6月初，我们去牛津大学开中国模式研讨会，BBC还在播1989年那场风波，所以我演讲完了，人家就问那场风波你怎么看，还是用所谓的民主与专制的话语来质疑我们。我说我来跟你讲，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当时中国有两种政治力量，一种是一批学生所代表的，他们心中的英雄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当时也正好来北京访问，学生打出的口号是“今天的苏联，明天的中国”，英雄凯旋般地欢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观点是政治改革压到一切。中国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在当时的知识界，这个口号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另外一种力量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力量，他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愚蠢的，一定要把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其他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都一定要服务于这个目的，照搬西方模式，搞政治改革压倒一切是愚蠢的。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种政治力量没有办法妥协，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悲剧，但重要的是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认同邓小平的观点，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只要保持稳定，经济上奉行比较开明的政策，至少70%的中国人会感到高兴，中国人勤劳，只要有政治稳定和比较开明的经济政策，人民和国家都会富裕起来，这叫雪中送炭，然后再一步一步锦上添花，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我这样解释，英国人或多或少听懂了。中国今天取得如此巨大的奇迹，都是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条件的。

会见中又谈到了香港，邓小平就说希望能活到1997年7月1日看到香港回归。穆加贝说你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的。邓小平说，那得看看马克思批准不批准，邓后来还加了一句话：“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邓小平的坦率和幽默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再讲一下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给领导人做翻译有一个好处，有时候领导人见完外国客人后会随意地发表一些评论。我当时已经离开外交部了，苏联解体以后我问过外交部的老同事，我说邓小平有没有私下评论过戈尔巴乔夫。他说邓还真说过：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实际上很蠢。这个评论真是十分到位。1996年戈尔巴乔夫居然有勇气去参加俄罗斯竞选，得票率不足1%。1990年我去过苏联，戈尔巴乔夫正在推动大规模的政治改革，但是莫斯科商店里空空如也，95%的柜台是空的，剩下商品中95%的商品是要排队购买的，而且排长队。

我去年去了云南红河自治州一个贫困县下面一个乡的小卖部，它的商品都比1990年代莫斯科红场最大的百货商店要丰富。俄罗斯的朋友当时跟我说了一个笑话，说戈尔巴乔夫干得太差了，有一个人说，我要把他给干掉，他就带着枪去克里姆林宫，但很快就回来了，人家说你完成任务了？他说没有，他说克里姆林宫前排着长队，人手一把枪。我后来把这个故事写入了《中国触动》一书。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雄心勃勃地推动所谓的政治改革压倒一切，但苏联经济已经崩溃。现在很多回忆录已经出来了，苏联当时经济崩溃到什么程度？最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给老布什写信，求借两百万美金，因为公务员和军队的工资都发不出了，老布什说不行，你还要继续改革，结果国家就崩溃了。

这张照片是我第二次为邓小平做翻译，邓小平见了穆加贝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又会见了加纳元首罗林斯。

这张照片是我第二次为邓小平做翻译，邓小平见了穆加贝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又会见了加纳元首罗林斯。这张照片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自己没有这张照片。这是我今年到北京开会，抽空去参观国家博物馆，原来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三楼有外国领导人赠给中国领导人的礼品展览，突然看到有加纳国家元首送给邓小平的礼品，上面有这张照片，我就用手机拍了下来，不管怎么样，也算是留下了一个纪念。罗林斯是真心诚意的要向中国学习。那次也很有意思，我估计45岁以上的人可能记得，1985年9月18日，当时中国共产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党史上非常少见，可见它的意义特殊。那次会议主要是实现了新老交替，中央政治局下了十位老人，叶剑英等都退了下来，胡启立、李鹏、田纪云、乔石、吴学谦、姚依林等六个新人上去了。现在看来，中国领导人的有序接班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对中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那天非常高兴，他直接从大会会场走到了福建厅，到了福建厅之后对外交部领导问了三个问题，他说你们送来的材料我都看了，我问三个问题，第一，加纳的政局稳不稳；第二，老百姓的生活这些年有没有改善；第三，加纳和西方的关系处理怎么样？我觉得邓小平一下子抓住了重点。我也走过很多非洲国家，政局普遍不稳，包括加纳总统罗林斯本人也是通过三次政变上台的，老百姓的生活大部分没有多少改善，现在又有埃博拉病毒，我们特别谦虚，说我们还有很多的贫困人口，有一亿人贫困线以下，我去看过贵州、云南的穷地方。以我自己的判断，我们许多穷人到非洲国家，甚至到印度，怎么都是中产阶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历过土地改革，我们农民有地有房子，即使一天收入一美金两美金不到的农户，吃饭也是三菜一汤，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远远到不了这个水平。这不是用西方的、联合国的标准，而是用我自己的横向比较的标准，也是实事求是的标准。中国人要推动以实事求是为准绳的标准创新，否则难以进行客观的横向比较，甚至还会被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

非洲国家和西方的关系处理不好，往往是两个极端，要么极端依赖西方，要么极端反西方。我们今年6月去牛津大学讨论中国模式，有人问非洲国家是否可以采用中国模式，我说这确实很难。因为中国模式的前提是新中国是通过22年的武装斗争打出来的，而且1949年以后，新中国又和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交过手，我们为自己的民族独立所付出的代价和展示的决心，是全世界少有的。一般的非洲国家不要说和美国抗衡，一个小国家比利时施加压力，它可能都受不了，甚至BBC发一条新闻，这个国家可能就要乱了，他们的情况和我们国家是不一样的，所以无法照搬中国模式，也没有必要照搬。但非洲国家在政策上可以适当调整，对西方适度开放，对全世界适度开放，但一定要守住底线，趋利避害，这是中国的经验，他们可以参考。

那次邓小平见罗林斯，一上来就问他抽不抽烟，罗林斯说不抽，但您可以抽。邓说，那我就抽了，他还指着自己手里的熊猫牌香烟，说这个香烟是“他们专门用来对付我的，尼古丁含量比较低”。然后就从党的代表会议谈起，说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人才短缺。中国解决的办法是靠培养，另外还要利用好现有的人才，人才培养要有规划，要有梯队。当时邓小平的心情特别好，因为改革开放起步顺利，农村责任制的推广，整个特区的建设都比较顺利，所以邓小平对罗林斯说“看来我们已经开始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罗林斯接下来要去厦门特区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邓小平说你可以去看一看，有一些成绩，但不要照搬中国的模式，要走自己的路。

会见结束后罗林斯就直接去机场赴厦门了，当时习近平是厦门市副市长，我们当时也见到了他。我接触过十几个非洲国家领导人，罗林斯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他真心想学习别人的东西，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请。他一路感叹，说加纳人缺少理性，中国人非常理性。西方国家给我们一个模式，我们必须照搬，但你们的邓小平说，你们要走自己的路，不要照搬中国模式，只有一个伟大文明的代表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次访问给罗林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晚上都睡不着觉，一个人坐在钓鱼台18号楼的大客厅里沉思，外交部礼宾司的人着急了，让我去劝他休息，他说他还在思考中国的经验，睡不着觉。那是1985年，中国取得的成绩就已经让他非常震撼了。

最后他请邓小平介绍改革开放的经验，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恐怕这条经验比较普遍适用”。这里简单讲一下中国模式这个概念，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家不敢提这个概念，我自己记得，邓小平本人就多次使用过这个概念。在这次谈话中，在罗林斯最后走的时候，邓小平也提醒他，不要照搬中国的模式。翻译室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大家就领导人谈话中的一些关键词和难点进行讨论，看如何翻译为好，我记得我们当时就讨论过邓小平讲的“中国模式”怎么翻译比较好，是译成the China model还是the Chinese model，最后的共识是the China model更好一些。邓小平当时讲中国模式，意思很直白，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就像我们讲浦东模式、深圳模式、苏南模式一样，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它是对自己一套做法和思路的总结。我们过去回避这个概念，其实是不那么自信的表现。现在习总书记已经多次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他经常把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连在一起讲，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让我总结一下，邓小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四点，一是眼光，邓是一个超长思维的战略家。我给他做翻译时，他已经80多岁了，但他谈的都是今后10年、20年、30年那些自己可能看不到的事情，这是一个全身心致力于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领导人。像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把一些长期的战略性问题确定下来，比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大的战略性思维，其他事情就会比较好办。二是思路，他是一个一直在思考问题的人，他每次听完外交部领导的汇报之后都会思考片刻，一句话不说，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点上一支烟，眼睛看着远方，这个思考者的形象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在南巡讲话时，他说，究竟是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这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这些都是手段。他的思路一下子就把很多问题点清楚了。三是清醒，他头脑非常清醒，强调任何新东西都要先试一试、看一看。《邓小平》这个连续剧中有一点是准确的，在谈到很多问题的时候，邓小平都反复说这句话“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这是邓小平的风格。最后一点是大气，邓小平非常大气，毕竟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讲话非常大气。有一次我给他做翻译，讲到打仗，当时外宾问他，你们和越南打自卫反击战，你们没有担心苏联介入吗？当时的苏联是个超级大国，军事比中国强大很多。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苏联是个超级大国，但是一个小小的阿富汗都打不下来，怎么敢打中国呢？这也是一种底线思维，做决定的时候，把事情推倒最坏的结局，然后看能不能应对，能应对他就出牌了。

这里还可以提及一下他的南巡讲话。苏联解体是1991年12月25号，他开始南巡是1992年1月28号，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20来天，邓小平当时就苏联和东欧的情况讲了很多话。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将会大乱，他说西方不要高兴太早，他说世界正在出现大转折，这是我们的机会。国内很多人在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毕竟整个苏联阵营都垮台了，但邓小平看到的是机会来了，真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他认为现在是可以证明我们能比资本主义干得更好的时候了。南巡讲话表明邓小平有点急，他看到了机遇，但他认为许多人还没看出来，所以他有话要说。回头看，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开放真是一步险棋，大概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能这样做，一般国家做不了。一个小国家的GDP往往还不如一个西方跨国公司的资产多，怎么跟跨国公司谈条件？但邓觉得可以，我们可以全面开放，但不能失去自我。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曾记载，他对邓小平派遣留学生的做法很惊讶，把中国最聪明的孩子送到美国去，难道他不知道当时中美两国生活条件的差距吗？他问邓小平，你们准备派多少留学生？邓小平反问，你们能接收多少？中国没有限制。据说邓小平在内部也说过，十分之一的人回来就是胜利，现在的留学生约有三分之二回来了，而且留学生选择回国已开始成为主流，背后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其提供的大量机遇。

1994年12月9日，也就是20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邓小平的文章，发表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也就是现在的《纽约时报》的国际版上。1994年春节之后邓小平不出来了，外界都在谈论邓小平已病入膏肓，都在预测邓小平之后，中国将天下大乱，甚至解体，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我的标题就是：邓小平的思想极有可能继续主导未来的中国。我今天早上把这篇文章又看了一遍，一个字不用改，站得住脚。我这个人比较自信，这种自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过去20来年，自己对中国的预测是准确的。这次我在上海书展上又推出了新书《中国超越》，与我的《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一起，构成自己思考中国的一个三部曲。新书中包括我对中国未来的一些预测，希望最终也会被证明是准确的。

我在书中说：中国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等伟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中国是经历了上千万人流血牺牲后真正获得了民族独立而崛起的，中国是在与世界全面互动并借鉴了其他文明无数长处之后而崛起的，这种国家的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

我在书中引用的一组数字，中美中位家庭净资产的比较，近年来，网络大V们虚构了一个无比美好的西方世界，特别是无比美好的美国，但我在西方生活了20多年，对美国和西方的真实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其实，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美国的老百姓究竟有多少净资产？没有多少。我老讲这个话，上海多数的出租车司机比50%的美国人都要富。美国家庭的中位净资产在金融危机后一直在下降，根据美联储统计，2010年是77300美金，折成人民币就是47万左右。美国是个债务经济，政府欠债，百姓欠债，你把债务全部去掉之后，家庭净资产并不多，美联储的报告每年都发的，大家可以在网上查。

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也做了一个报告，完全采用与美联储一样的方式，调查了29个省的居民，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中位净资产40.5万，农村要低不少，平均家庭净资产为32万，我在中美比较中没有引用农村家庭净资产数据，因为中国农村的土地现在还没有定价，如果农村土地确权后，土地的价值恐怕是不得了的。我们农村现在正在进行土地确权，也就是说五年之后再来比较也许更靠谱，但中国城镇的家庭是可以和美国进行比较的，毕竟中国城镇人口已经是美国人口的两倍。双方的中位家庭净资产差别已经不大，就是一万美金的差别，而且是整个中国的情况，把上海和西藏都拉平了。如果用版块来看的话，我们发达版块人口和美国差不多，3亿人左右，中国发达板块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我估计已经超过了47万元，47万元在上海应该属于弱势群体甚至贫困户了。不管今天中国存在多少问题，但从国际标准看，多数家庭已经富裕起来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对此先要肯定，再来自信地解决存在的问题。

我还可以讲一个柏林机场的故事，我们现在谈腐败问题，党中央反腐力度很大，大部分百姓感到高兴，但也有一些人，说原来我们的官员都这么腐败啊，所以我要讲一下柏林机场的故事。我们建设长江三峡这么大的工程，违规资金是多少，西电东送这么大的工程，违规资金是多少，我看了中央审计署的报道，分别是34亿和64亿元，两个加在一起是100亿元，折成欧元是12亿，我觉得这些违规资金的问题应该严肃追究，该惩罚的一定要惩罚，该坐牢的一定要坐牢。德国是西方相对来说最成功的经济体，一般认为腐败是比较低的，但德国人现在都在议论柏林新机场建设的丑闻，这个机场从2006年开始建，当时的预算是12亿欧元，现在我看到最保守的估计已经是42亿欧元，按中国标准来看的话，大部分大概都属于违规资金。我们是两个跨世纪的工程，已经建设完毕了，违规资金加在一起是12亿欧元，这当然不光彩，但他一个柏林新机场，规模还没有浦东机场大，拖到今天还没有建完，违规资金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实际上，德国基础设施大项目还有很多丑闻。我老说国际比较最有说服力，我不是说我们的模式好到天上去了，我们的模式有自己的问题，但在国际比较中，中国模式相对胜出，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也应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顺便说一句，德国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比美国家庭还要低一点，也低于中国的发达板块、低于上海。

邓小平1994年最后一次到上海视察，他到了新锦江饭店43层的旋转餐厅看上海城市的夜景。1990年浦东开发，邓小平要求“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邓小平此时看到的上海夜景，已经相当美丽，他颇有感触地说“上海变了”。我三月份去柏林开会，晚上看BBC的节目“自由2014”，里面有一个退役的加拿大宇航员，拿着一张他冷战时期从太空拍的柏林夜景的照片，他说，你们看，明亮的部分是西柏林，黯淡的部分东柏林。他说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个是富裕的民主国家，一个是落后的专制国家。可是我们一到柏林，就发现柏林的机场太简陋了，不如中国任何一个中国省会机场。柏林的街道，空空荡荡，没有活力；柏林的夜景只能说是路灯还亮着，与上海璀璨的夜景差别太大了，如果拿上海今天的夜景和柏林的夜景来比较，如果还是按照那个加拿大退役宇航员的逻辑，那么中国就是富裕的民主国家，德国就是落后的专制国家。其实不是德国是民主还是专制，也不是中国是民主还是专制，而是这种西方“民主还是专制”的话语已经远远落后于我们这个时代了，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两大类，那只有良政和劣政两类。

好莱坞最近拍了一个电影《Her》，故事发生在洛杉矶，但背景是上海浦东陆家嘴，别人问导演Spike Jonze说为什么美国的故事放到上海去拍，他说上海代表世界城市的未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遗憾的是我们一些国人还是自信不起来，该自信了，否则是要被历史大潮淘汰的。我们对西方一定要平视，平视才能看清对方，才不会被忽悠。上海超越，中国超越，我想这就是对邓小平的最好缅怀。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文章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