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翻译谈邓小平：从未见过这么精彩的人

我自己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朝鲜和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基本是维持计划经济，引入有限的市场调节，但总体收效不大，经济仍然属于贫困型。苏联和东欧是第二种，是激进改革模式，其实他们也尝试过小打小闹，但包括走得最远的匈牙利等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没有迈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步，最后也没有成功，再加上西方话语的忽悠，他们就干脆完全采取了西方模式，激进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旧的体制瓦解了，搬来了西方的多党制和市场经济，结果还是没有搞好。苏联解体时，俄罗斯经济规模比中国还大，今天整个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满打满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我们今天仅外汇储备一项，就是四万亿美元，比俄罗斯的GDP和中东欧的GDP加在一起还要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模式是稳健改革模式，效果比保守改革模式、激进改革模式都好，好很多。

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当时的总理穆加贝

这张照片是我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当时的总理穆加贝，这个人现在90岁了。这场会见我印象非常深刻，穆加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领导人，他是游击队出身，坐过英国人的牢，他对毛主席非常有感情，他内阁一半的成员都是南京步兵学校培养的。他讲话非常直率。他1981年第一次到中国来，当时我还没有进外交部翻译室，但谈话记录我看了，我还问了当时做这场翻译的同事，穆加贝曾当着邓小平的面，说我们不能接受你们否定毛泽东主席，邓小平解释说，我们没有否定毛主席，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们是全面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对毛主席的历史功过三七开，对他犯的错误我们也实事求是。邓小平还说，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话，我们都还在黑暗中徘徊。

到1985年我做翻译的时候，穆加贝的观点还是没有大的改变，他第二次见到邓小平还是担心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小平反复跟他解释，先是从毛主席讲起，告诉穆加贝，我们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据我观察，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尊重是真的尊重。其实，文革的时候，邓小平受到很大的冲击，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加以保护的。从1969年到1971年，邓小平被贬到江西拖拉机厂，据我看到的材料，他的警卫还是来自8341部队。毛曾多次说过，邓小平是人才难得，说他会打仗，人比较公道。邓小平复出后也公开讲过，我们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他还多次说过，毛主席是党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他的功劳和贡献远远大于他的错误。

邓小平见外宾一般提前20分钟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吴学谦外长把我介绍给邓小平，说这是翻译室的英文翻译小张，邓小平握了我的手，问我是哪里人，我说上海。他问我：知道霞飞路吗？我说是淮海路吧。他对上海有感情，看的出来，因为他一生中很多宝贵的时光在这里度过，16岁经过上海去法国读书，回来后又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作为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他当时要把所有高级干部的联系方式都记在脑子里，这是不容易的。他自己后来回忆，他第一次的婚姻在上海，爱人叫张锡媛，在上海因生孩子难产而去世。1949年之后，她的骨灰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他自己也说过，他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也是在上海，1928年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与穆加贝的这次会见有一点戏剧性，穆加贝觉得中国可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而邓小平说不会。邓小平跟他讲，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现代化，但是在“四化”前边有一个词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一个是不搞两极分化”，这是他见穆加贝的时候说的。我们现在讨论邓小平可能会打“语录仗”，因为一个伟人讲过许多话，不分时空地引述，会造成一些误解。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曾指着一台进口仪器问周边的人，它是姓社还是姓资，得到的回答是姓社，为社会主义服务，后来有人就说邓是不问姓社姓资的。我自己理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是相当完整的，他的社会主义观是一种大局观、一种整体观，他不是指具体的东西，这个是资本主义，那个是社会主义，他说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所用，最终的目的是使国家发展起来，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起来。

他会见中讲了不搞两极分化，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文章里都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很大，两极分化已经出现等等。当时邓小平这样说的，“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个就看大家怎么理解，我与邓小平的接触中，发现他有两条是不变的，他讲过很多次，包括这次跟穆加贝也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还在探索，但他同时又说，有两条一定要坚持，一是党的领导不能动摇，二是公有制占主体不能动摇。现在回头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思维。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只要坚持了这两条，即使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可以纠正过来：比如地区差别大了，我们就推出了西部大开发计划，这些年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都比沿海地区快；医疗改革市场化走得太远了，我们可以推翻重来；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到现在的全覆盖。我老说，因为有了这两条，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即使发展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模式纠正问题的能力比西方模式要强得多。

因为穆加贝比较“左”，邓小平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跟他讲“左”给中国带来的教训，特别讲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讲了一句很重的话，说“我们受到了惩罚”，后来穆加贝在去机场的路上跟我说，“惩罚”这个词很重呀。邓小平也对公有制占主体做了解释，对于穆加贝不太理解的“利用外资”，邓小平说，“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工资，国家可以拿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把合资企业中间的社会主义成分一项一项剥出来，我当时还是第一次听到，说明邓小平对所有制问题的深入思考，也为我们后来的公有制改革，包括今天讲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打下了基础。

会见中，邓明确讲除了要防“左”，也要防右，邓讲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讲这四条，一气呵成。后来穆加贝1987年再次访华，还是我做的翻译，那次邓也讲了四项基本原则，但毕竟又大了几岁，邓是讲一条停一下，等我翻译，当中还有“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这个”是什么意思。但他自己反复讲了这四项原则，这显然是他深思熟虑过的东西。在这之前他见坦桑尼亚总理，他也解释，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保持中国的稳定。他说没有四项基本原则，亲西方的自由化就将冲垮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邓对这一点看的非常清楚。但同时他对每一条都做过解释，这不是僵化四项原则，而是充满活力的四项原则。比如他讲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也说改善党的领导；他讲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他也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实事求是。实际上，在西方许多大学里，上马克思主义课是很时髦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课程做成颇有品位的东西，对很多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把马克思的东西真的当做学问去做，他们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基础政治理论课，效果往往不好，有时候甚至变成反宣传，这值得我们深思，马克思主义不能是一种僵化教条的东西，这也是邓小平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邓小平讲得就更多了，他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新的意义。

这次会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尽管邓小平做了这么多的解释，穆加贝还是不放心，他说我们第三世界的朋友还是希望中国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觉得邓小平真的有点不耐烦了，他直白地说，“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并说，这个机器是有力量的，如果出现严重的违背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要把它扭转过来。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邓的底线思维，他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最坏的打算，包括后来的八九政治风波。邓小平不会允许公开挑战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那场政治风波的问题一直比较敏感，很多人都避着不谈，但我一直说，我们讲道路自信，什么问题都不必害怕。我自己长期在国外生活和工作，这个问题也回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