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师说】
文/曹雅欣
国学走入生活,
传统成为时尚!
科普国学,
文化健康!
“子曰”,古代指孔子说,现泛指老师说。
“子曰诗云”,就是中国人引经据典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
子曰文化,团结一批杰出的国学教育者和文化工作者,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解读古为今用的经典智慧,构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把精英层面独有的思想智慧,转化为民族共享的文化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提出的第二个价值目标,是“民主”。
“民主”这个词,在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专指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民主”的国家,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以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用广大民众意见削减政府中央集权。
其实,“民主”如果仅仅被理解为是属于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的,那就大大削减了这个词里包涵的哲学思考和济世情怀。因为制度和手段都存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局限性,制度,从来不是凝固成型一成不变的,手段,也只是众多治理方法中的一种。然而曾经站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峰上进行顶层设计的那些学者们,他们所谈的“民主”,是一种超越了一时一地限制、超越了技术层面视角的历史大观念,“民主”被他们传达出的哲学意味与济世关怀,具有着永恒意义和普世价值,因不受时代制度变迁所限而经典。
(一)以民为主
“民主”在中国文化中,首先有“以民为主”的含义。《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邦国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首要。《尚书》作为上古文献,早早就提出了治国要“以民为主”的思想。甚至,这部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政治课本”的古书,它十分严厉地训诫统治者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民的想法就是上天的想法,人民的眼睛就是上天的眼睛,人民的耳朵就是上天的耳朵,这其实是在表明:民意就是天意。如果说“民”就是“天”,那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将自己称为“天子”,从文化本意上讲,那应该是人民之子的意思,他要替天行道、要奉天行事,就是要奉从人民的意志、满足人民的需求。天子,不仅不能为所欲为,反而应当比人民更辛苦。
以民为主、民比天大,这样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是要想人民之所想的:人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人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他只是带往民众驶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而不是做主者,他甚至要无限地弱化自己的意志、淡化自己的色彩,才能彰显和顺从人民的意愿。所以《周易》里论述君王之道的乾卦就说“群龙无首,吉”,当社会领袖已经化入寻常道之中,不再看见它高高在上的身影时,便是吉利之相。再联系前面《尚书》中所讲的,那就是天子之眼耳鼻舌身意,都是民众眼耳鼻舌身意的一部分,而不是自己突显个人权威的独立存在。而《老子》也说“太上,不知有之”,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意思是,最好的世代,是人民只模糊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而已,也就是,他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不与人民产生明显的距离;老子又称,这样的统治者,他为百姓谋福利成功了,人民却感觉这本就是他们自己顺其自然的状态,本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以民为主”?统治者作为效劳于民的一个掌舵者,却早已无限虚化了自己的声音与功绩,在这大地上,只有人民作为主人自然而然的身影。
《尚书》《周易》《老子》出现稍早,《孟子》晚出,孟子目睹了当时社会变得尘嚣甚上,却更加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连国家社稷的朝代更迭都不如人民重要,朝代更迭中的君王就更不重要了,天下所有的贵重,全都在民众身上。由此可见,无论统治上层如何兴衰往来、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改变幻,那贵重不变的,始终是人民大众。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朝代更迭、制度变迁都是岁月洗礼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客,唯有人民百姓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中都永世不变的主人。
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圣贤,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 。他们与政客不同,政客的服务对象是当权者,圣贤的关怀对象是为民者。 他们的思考结果,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 才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文关怀,才沉淀为岁月洪流 中永不淘汰的金玉良言。
(二)为民做主
“民主”在国学里的第二层含义,是“为民做主”,这个概念是对于治国者、对于国家政府而言的。除了一些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所有形态的国家都必然要形成统治部门,来代表人民实现对国家的治理,无论这个统治阶层,是由世袭担当,还是由选举产生。所以,人们就要求国家统治者为民做主。
在中国文化里“民主”一词最早的出处,是《尚书》里的“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于成汤”,意思是说,上天在寻求民之主,于是就出现了明君成汤。这里说的“民主”,是指人民的主人,也就是国家统治者。那么什么样的人才配为人民之主呢?《尚书》里又说“皇天无亲,惟徳是辅”,上天没有偏私亲近之人,只辅助贤德之君成事。既然要求君有德,那么君之德就在于能为民做主,所以《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上天生育了人民,并非为了君主,相反,上天设立了君主,却是为了人民。
古人说的上天,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指代,以这种冥冥天意,来指代政权兴衰的客观规律、指代民众意愿的结果导向。所以统治者的上位、在位,是这些无形力量在起作用,统治者的飘摇、下台,也是这些综合力量在发生作用。而这冥冥中的广大力量,就来自民意。所以《荀子》里讲:“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也是后来唐代名臣魏征常向唐太宗李世民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人民的信任交托,托起了统治者的权力;又是人民的信任颠覆,覆灭了统治者的权位。
这种“为民做主”的思想深入人心,直到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第五任皇帝雍正,还特地在他处理政务的养心殿西暖阁里手书一副对联,写道:“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不能用整个天下来供奉国君,要以国君之毕生来治理天下。这句话,也是《史记》中记载尧帝之言的推衍,“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不能损害天下人而只利于一个人。可见,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从尧舜时代的开启,到清王朝的收端,“为民做主”的思想作为国家政府的君德要求而贯穿了始终。
虽然在体制层面上,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但是在思想层面,它是中国文化 里早已探讨过的社会话题和坚持始终的政治概念。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民主”的思想以民为主、为民做主,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不陌生,它从哲学规律上俯瞰历史兴亡,从民本思想上制约君民关系。
(三)由民做主
“民主”的第三层含义,也是在今天和未来更显出重要性的含义,就是由人民当家做主,人民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
一方面,从社会制度上讲,这是民主制度的体现,人民并不是被国家统治的对象,而是统治国家的主人,政府只是接受人民的委任而管理国家,要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国家权力来源于全体人民。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源于俄国、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既民主又集中,既防止政府的专权独断,又克服政策的疲软无力。
而另一方面,从公民意识和个人素养上来讲,由民做主、民为主人,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要具有主人翁意识。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原型出自清代思想家顾炎武的话,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匹夫,是泛指平民百姓,每个公民的言行举止,都关系着天下兴亡的走向。
当我们想要享受“由民做主”的权利时,就要尽到“民为主人”的义务,而义务,是沉重的。宋代范仲淹尽到了他的义务,于是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不是出于任重道远的主人公意识,他何苦要乐少而忧多、常以天下为己任?明代的于谦尽到了他的义务,他说“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如果不是出于力能扛鼎的主人公精神,他何苦要冒粉骨碎身之险、挺身而出冲在国难关头?清代的林则徐尽到了他的义务,他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如果不是出于力挽狂澜的主人翁意识,他何苦要不顾祸福、生死以报家国?
所以,要成为国家的主人,就要有作为主人的担当。所谓“铁肩担道义”,每个民众肩上都担负着自己对于国家社会的一份意义,虽然在影响力上有大小之分,但是积少成多,担出了一个铁打的国家。对于我们每一个公民来讲,道义不需宏大,只要在生活和工作中,担负一份正义、传递正能量,承担一份责任、不忘社会公心,就是我们在当下的一份“铁肩担道义”,就是我们为国家兴盛而尽己之责的一份主人翁意识。
而今天我们还要注意:“由民做主”的民,是广大民众,“民为主人”的民,是人民百姓。当我们高喊“民主”的时候,是要把大众利益作为服务对象的,而不是把利己主义就认作是廉价的民主。只以自我利益为根本,而不顾家国社会的广大利益,那只是一种泛滥自由主义,是一种不尽义务、只享权利的自私自利的代名词。
所以,当中国文化里说起“民主”的时候,所指的,并非是为社会制定出一种没有温度的操作方法,而是投注给人间一种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情怀。 “以民为主”体现社会的责任,“为民做主”要求政府的责任,“由民做主”需要民众的责任,民主国家的构建,人人有责。(文/曹雅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