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92年后,日本入侵朝鲜失败,朝鲜建立“北关大捷碑”。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将此碑掠夺到日本。1970年开始,韩国民众就积极努力地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2005年5月,韩国政府正式要求日本归还此碑,同年日本将此碑归还韩国。 自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期间,日本自中国所掳金银、文物数量巨大。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不见踪影,而民间流失的文物更是无法估计。 “被掠走的历史文物,曾经属于中国,现在却存放在日本,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的伤害,于情于理于法都不适宜,理应物归原主、完璧归赵。”王锦思说。 早在1992年日本天皇明仁访问中国前,童增就曾公开要求归还存放于日本皇宫内的所掠中国文物。他指出,此次首选“唐鸿胪井刻石”对日追讨,是因为今年正逢刻石建立1300年,而通过若干中国学者的多年努力,掌握了日本掠夺刻石及刻石现存处所等大量证据,有利于追讨成功。 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国际法早有规定。早在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规定:“残害人类战争罪,不论其犯罪日期,不适用法定时效,可以永远追究其责任。” 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了向日本索赔追讨,矢志不渝前仆后继。香港同胞几十年如一日,要求日本赔偿日军军票持有者的损失。1989年12月,耿谆要求日本向“花冈惨案”罹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谢罪赔偿。1990年,童增先生发起大陆民间对日索赔的活动。 许多仁人志士为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中国被掠文物回归积极努力。学者王仁富20多年时间积极研究宣传,曾在2011年给日本皇宫写信探问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安危,并得到回信确认。 王锦思长达十余年倡议国家级纪念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全国鸣警报深入人心。罗哲文、崔永元等一批有识之士相继投入到关注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等被掠中国文物的行列中。 不少有良知的日本学者也主张将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还给中国。 “我们要追讨的,不仅是文物,更是一种国际正义;我们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的诉求。”童增建议,日本以史为鉴,知错必究,正视中日遗留历史问题,遵守国际法准则,沿用国际先例,尽早归还中国文物。(记者任沁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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