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变发展方式 四方面改革新突破释放发展新动力

三、落实金融体制改革释放资本潜力

我国资本存量已经很大，银行M2已达116万亿元，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但是，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资本流动性差，资金配置不合理，企业融资成本高。仅就资金价格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要高出一倍以上。2013年中国企业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15%，美国是2.25%左右，日本是1%左右，德国是3.5%左右。我国金融业净资产利润率比实体经济也高出一倍以上。金融业的高利率、高利润主要来自于垄断，来自于行业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之间的自由流动。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针对性地提出金融体制改革要放宽准入，“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放宽准入和充分竞争，才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为了解决监管难度增加的问题，《决定》特别提出要“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也就是说，将地方性小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责任交给地方政府，并建立化解风险的市场机制。美国有8000多家银行，我国目前只有几百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增加竞争主体，打破垄断经营，是改革金融体制的首要任务。

一般认为，合理的债务率应当保持在40%—60%之间。但由于企业补充资本金的渠道不畅，我国企业债务率已由十几年前的7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80%以上，一些企业的债务率超过了风险警戒线。因此，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提高企业资本金在融资总额中的比重，既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又有利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应成为当前金融体制改革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问题。要通过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强化对股市的监管，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重振广大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充分发挥股市在筹集资金、企业评价和财富分配方面的功能。同时鼓励企业面向居民和各类基金，发展私募股权融资，通过多种渠道扩大企业股权融资。在现行资本市场结构中，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相比，显得更为滞后。应积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为企业提供方便多样的融资工具。

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提高外汇储备使用效益，也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要继续扩大海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打破发展瓶颈，增强创新能力，创造出口需求，转移过剩产能。通过有效利用外汇储备，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贡献。要积极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结算中的使用规模，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了防范资本项目放开后国外短期流动资金对国内的冲击，可研究开征托宾税。

四、改革投融资体制释放民间投资潜力

解决当前需求不足的矛盾，从长远来看，靠的是消费的增长；从近期来看，主要是靠增加投资。为了避免重回高投资、高消耗支撑高增长的老路，必须精准选择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特别是鼓励民间投资增长，这就需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围绕转变发展方式调整投资结构，应引导社会资金主要投向这些领域。一是能够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建设项目，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信息、咨询、会计、审计、法律、文化、创意等产业。三是紧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业，包括城际高铁、地铁、停车场、养老、医疗、健康、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等。四是环保产业，包括工业烟囱脱硫、脱硝、除尘，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强制推广低排放汽车发动机和高标号燃油，绿化环境等。五是顶替进口的大宗物资。我国每年进口化工产品和芯片各2000多亿美元，其中许多产品可以在国内组织研发和生产。如PX进口量已占国内市场的64%，外商趁机抬价，利润大量流失。应选择远离居民的荒岛，集中建设大型先进石化项目，结束进口局面。我国每年进口大豆5000多万吨，应大力扶持国内木本油料种植，既能绿化荒山，又能增加农民收入。六是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包括长江经济带、淮河经济带、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等。特别是淮河经济带，自然条件优越，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全流域整体发展规划，投入不足，至今仍是豫皖苏三省的经济洼地。如能制定综合规划，协调各方，统一治理，将洪水资源化，可形成千公里河川式水库，重构我国第三条出海黄金通道，新增上千万亩良田，打造我国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之后的第四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