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部署“农民工”市民化工程 涵养中国经济续航动力

户籍改革可解经济两难

中国国务院30日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标志着户籍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此次改革的一大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益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意见》要求，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的合法权益，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扩大基本服务的覆盖面，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完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制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实施统一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化住房保障体系等。

对此，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郑路告诉中新社记者，根据他所在的研究机构进行的相关调查，超过80%的农民工选择在县城及以上层级的城市定居；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层级相对较高的城市定居。这就要求官方在户籍改革进程中统筹社会资源的均衡配置，在养老、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逐渐实现资源均衡、机会均等，真正使户口脱离隐形福利，也就增强了人口自由流动的可能性。

而在张车伟看来，当天上午《意见》的出台与常务会议的内容互相呼应，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有利于为农民工进城清障，亦有利于缓解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两难困境，即如何在亟待提升的农民工工资和因成本上升而不堪重负的企业经营之间取得平衡。

近年来，中国多地的工资标准“下限”一再提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2013年全国有27个省、区、直辖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幅度达17%。中国政府计划，到2015年绝大多数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要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

不过，对一些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而言，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可能不是个好消息。在中国著名外向型经济省份之一浙江，一家主要出口服装、纺织等产品公司的总经理对中新社记者称，每年该公司的劳动力成本都要涨15%-20%，现在其普通工人的工资约为3500元，已远远超过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水平，甚至高于东欧。

对此，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解决这一“工资悖论”。蔡昉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要实现内需驱动，让技术进步取代要素投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工资的上涨是必然要求。但在转型未完成、出口仍需要起支撑作用的情况下，普通工人工资的快速上涨，导致单位劳动成本提高，加剧了中国现有比较优势的丧失。

在蔡昉看来，解决这一“悖论”的关键在于推动城乡一体化。他指出，如果户籍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有效推进，将能够从公共服务方面改善农民工的收益预期，从而对“工资上涨”这一需求起到替代效果。

蔡昉指出，此举将让企业压力得到减缓，使中国传统比较优势可以更长时间地发挥作用，为中国转型赢得时间。同时，户籍改革对农民工消费潜力的挖掘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效应，也有助于中国获取新增长动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