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商场超市巧立名目乱收费 被指“雁过拔毛”

从店长到看电梯老大爷打点费用谁都不能少

除了各种不合理收费，供应商的商品获准进入商超后，还要额外“步步打点”，上至店长，下至看电梯的老大爷，都会张口要价，哪一个打点不到都会影响商品销售，也令供应商不堪重负。

记者采访发现，在这些商超乱收费名目中，当属进场费和无条件返利两项数额最大，且呈现逐年水涨船高之势。济南市工商联供应商会秘书长韩刚介绍，五年前一家连锁超市的进场费只需四五万元，现在至少要20万元以上，一些人流量大的知名大超市没有六七十万根本进不去。

同样，大型商超要求供应商的无条件返利即“返点”也是越来越高。彭经理告诉记者：“现在商超的后台扣点一般都在10至15个点左右，而且合同都是一年一签，每年都要谈扣点，年年上涨，做的时间越长合同点数就越高。”

除了各种不合理收费，供应商的商品获准进入商超后，还要额外“步步打点”，上至店长，下至看电梯的老大爷，都会张口要价，哪一个打点不到都会影响商品销售，也令供应商不堪重负。

李英告诉记者，与超市签署合同后，需要给负责采购的工作人员平均2万元的打点费。商品进到门店后，给店长的打点费平均每个店3000到5000元；店长之后是主管，或者叫理货员、订货员，平均每人500元，一个店平均有2至3个人；再往下是理货大姐2至3人，每人需要200元左右；货物销售完毕后，负责补单、及时补货的订货组每个店也有2至3人，每人的打点费需要300元左右。即使是门店的财务人员，可以不给现金，但是需要买些礼物，2个人共需约1000元。

“每逢中秋、春节等大的节日，必须要给相关负责人红包，不然会有很大麻烦。”李英说，主要是给采购人员和店长，采购最低2000元，店长约2000元。这样算下来，单个店每年的打点费不低于1.5万元。

此外，大超市普遍实行内部轮岗制，每一次轮岗，供货商都需要向新任人员打点。即使是管理电梯的老大爷，也要递上几盒烟才行，不然就会说电梯坏了。“一车的货，必须用电梯搬上去，不然就需要等待，加大了物流成本。”李英说。

在商超采购人员阶层中，商业贿赂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不给好处的话，进去了也不会有人帮你好好卖。”上海商学院教授顾国建一针见血地指出。

收费欺软怕硬且内外有别利用“暗合同”钻政策漏洞

商超乱收费还呈现“欺软怕硬”和“内外有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对国际大品牌和大供应商收费少甚至不收费，对中小品牌和供应商则往往收费翻倍，对商超自营品牌不收费。

据顾国建教授介绍，同样是收费，零售商对大供应商和大品牌的待遇，与中小供应商和中小品牌相比差距相当大。大品牌可以拿到诸如提前结款、优先展示等优惠。有些零售商为了让某大品牌进驻，可以免掉进场费，甚至还送柜台装修。到了中小品牌面前，零售商又成了强势一方，种种苛刻的条件让中小品牌和供应商喘不过气来。在有些品类里，国际大品牌与国内小品牌相比，各种收费相差可达到3至4倍。

记者在上海、山东等地的多家大型超市和家电卖场采访看到，不论是食品、日用百货还是家电，如今很多商超都推出多款自营品牌，在省去进场费、节庆费等各种费用后，价格上具有不小优势。

近年来，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加大对大型商超违规收费的检查力度，一些商超为规避打击，将不合理费用包装成符合规定的“促销服务费”或签订“暗合同”，通过瞒天过海之术钻政策空子。

根据《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允许零售商为促进供应商特定品牌或特定品种商品的销售，以提供印制海报、开展促销活动、广告宣传等相应服务为条件向供应商收取费用，统称为“促销服务费”。但由于这种促销收费没有具体标准可依，为商超乱收费留下了方便之门。

“现在商超收我们的费用都不会签在合同里，合同里只签扣点、物流费用和信息系统使用费用，其他费用谈好后以促销活动费的形式开收据，或直接在货款中扣掉，目的就是以合法形式掩盖违规乱收费。”彭经理说。此外，很多零售商为了不给供应商留下证据，给供应商开具的各种收费单据通常都使用简易的“二联单”，并非正规发票，即使供应商举证，也难以查证是否为商超所开。

供应商吃哑巴亏消费者成冤大头

由于目前我国缺少相关立法，经济处罚缺乏威慑力，同时零供关系严重失衡，导致商超“乱收费”这一难题“久治难愈”。这样不仅压缩了供应商的利润空间，还导致物价虚高，使消费者成为冤大头。

李英告诉记者，比如方便面等快消品，在超市一年大约是1到2个百分点的利润，供应商焦头烂额挤进去，但最大的赢家是超市。每年退出超市的供货商比例约有10%至15%，忍受不了就退出。

“现在想要超市正常结清货款几乎是白日做梦，压三四个月很正常，拖半年甚至一年也是常有的事。虽然合同中有结款期限约定，但超市总能找到延期付款的理由，比如指责某个单品供货不及时、结款单据不全等，有时甚至连解释都不解释，就让等着。”山东一家大型超市的食品供应商张建新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中国零售研究中心主任陈立平认为，商超设置超长账期并将人力成本、物流成本向供应商转嫁，导致很多中小供应商不堪重负，生存艰难。

“进超市是找死，不进超市是等死”，这种矛盾心态，折射出我国零供关系持续恶化、难以扭转的深层次原因。“零售商开的价码必须认，可交完费又觉得自己很艰难、很委屈。”上海市商业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齐晓斋说。

记者采访发现，在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企业成本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最后一公里”大幅涨价，已经成为推高物价的主要原因之一。

“羊毛出在羊身上”，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件3元的商品加上正常税金、损耗和海报费、节庆费等各种费用，到大超市至少要卖10元才能挣钱，成为商超物价虚高的主要因素。济南市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处长黄庆财说，这些虚高的价格最后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受损害的是买单的老百姓，抑制了居民消费。

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汪亮、上海商学院教授顾国建等专家指出，针对商超乱收费设置的大多是部分规章文件，没有上升至法律层面，对零售商的约束力不足。此外，现行规定对商超乱收费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导致处罚形同虚设。

(本版稿件除署名文章外，均由记者王志、周琳、闫祥岭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