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峪民间对日索赔团和潘家峪村民委员会13日在京向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签署委托授权书，正式委托后者全权代理潘家峪惨案受害者全体遗属，在中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

“若能顺利立案，这将是中国二战大屠杀受害者首次通过国内法院集体控诉日本政府。”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表示，这也是潘家峪惨案的受害者多年的梦想——起诉日本政府，为在天亡灵讨公道。

潘家峪村在二战时期是中共抗日堡垒村，位于河北省丰润县腰带山中。1941年1月25日，3000多名侵华日军对手无寸铁的村民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导致1298名同胞遇难，23户被杀绝，96人受伤，酿成震惊中外的“潘家峪惨案”。

“潘家峪惨案”幸存者、80岁的潘善增说，日本蓄意制造的屠杀，是潘家峪村村民世代不能忘记的血泪记忆，更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

“比罪行更可怕的，是日本政府从未进行反省、谢罪、赔偿的无耻态度，和企图复兴军国主义的野心。”潘家峪民间对日索赔团团长潘瑞燊说。他家有12口人在这次屠杀中丧生。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将为潘家峪村聘请律师，并协助村民整理起诉材料。此外，相关受害人的信息资料已递交给中国法学界专业权威人士，并将在河北高院对日本相关加害企业提起诉讼。

自1990年开始呼吁、支援民间对日索赔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指出，日本侵略者二战时在中国犯下滔天罪恶，这样惨无人性的大屠杀不在少数。

然而，近年来，随着对历史真相知之甚少的新生代登上政治舞台，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意识更加淡化，新民族主义思潮泛滥。首相和阁僚在历史问题上不断“失言”，右翼势力猖獗，和平主义势力沉寂，其篡改教科书、美化战争历史、修改和平宪法、参拜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行径，引起周边国家和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深切忧虑。

“日本政府这些举动昭示着，他们正在一步步重蹈历史的覆辙，也将损害日本的国际责任和道义。”童增认为，潘家峪惨案受害者遗属的集体上诉，一方面有利于更加直白地揭露日本暴行；另一方面，也将通过追究日本侵略者当年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反制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

由于日方以各种极其荒谬的借口逃避对中国民间和个人受害者的诉讼赔偿责任，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极其坎坷。

从1995年起至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个人受害者及其遗属，向日本的法院提起了超过30起的诉讼案件，要求日本政府或相关企业予以赔偿和谢罪，但几乎均遭驳回或败诉。

这些诉讼主要集中于无差别轰炸屠杀、强掳强制劳工、强征奴役慰安妇、细菌战大规模杀伤等方面。

日本法庭多以“诉讼时效已过”“受害者索赔诉求受律师动员非本人意愿”或“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战争赔偿意味着同时放弃民间赔偿”等借口，对中国民间受害者胜诉之路设障。

长期研究中日战争赔偿问题的中国律师杨清说，根据国际法准则和规定，战争赔偿包括对政府赔偿和对个人赔偿两个部分。被侵略国对侵略国放弃赔偿要求并不影响被侵略国民间和个人向侵略国政府及相关方面提出受害赔偿请求。

二战结束后，区分对待对战胜国的战争赔偿和对战胜国国民的受害赔偿已成一种国际惯例。例如，西德政府对二战期间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赔偿。

“日本政府的态度，关闭了在日本司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大门。我们十年前就开始倡导在国内打官司。”童增说。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人受害者侵权的行为实施地发生在中国，而且侵权结果发生地也在中国。根据当前的国际私法理论，侵权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

“中国民间和个人可以向中国的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要求战争受害赔偿，中国的法院对此具有管辖权。”杨清指出。

2006年开始，山东、河北、重庆、浙江等地的二战受害者将诉讼材料递交给当地法院，但均未获受理。今年3月18日，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及遗属状告日本企业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这是中国法院首次受理掳日劳工诉日企案。

“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路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童增认为，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罄竹难书，类似诉讼肯定会在国内陆续出现。

有识之士认识到一个问题，中国的法律并未有关于战争赔偿方面的规定，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大多选择到日本法院起诉的重要原因。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20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立法机关尽快与国际法接轨，完善国内关于战争赔偿的相关法律，使民间受害人可以在国内通过法律途径，起诉日本政府对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给予受害者赔偿”。

根据战后的国际惯例和比照其他一些国家关于赔偿的数额计算，1931年—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理论上约为3000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美元，受害赔偿约1800亿美元。

经统计，潘家峪村损失折合人民币达60多亿元，这也是该村将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数额。

“如果此次潘家峪村在中国对日索赔胜诉，日本谢罪赔偿，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童增说。(记者任沁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