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经济邪教”不断升级变种呈“进化”趋势

打“国家项目”旗号进行“拜金洗脑”

与过去实物传销、人人喊打的“老鼠会”不同，如今传销活动不断变种，往往披上“资本运作”等时髦外衣，或者打着“国家项目”旗号进行“拜金洗脑”，蛊惑性极强。

据合肥市包河区检察院办案人员介绍，王丽娟之所以能够吸引近万人“入伙”，靠的是“国家项目”的包装和煽动“畸形拜金”。王丽娟的传销项目名为“资本运作”，又称“连锁经营”，只要一次投资3800元到69800元，发展3名下线，一年后便可得到380万元至1040万元的回报。

她号称这一项目是国家“暗中支持”的合法项目，“投资”都用于国家建设，并通过宣传图册和现场考察等方式，把合肥滨湖新区、政务区等新城区的建设项目都谎称为传销投资建设的项目。“投入一年精力，省下几十年奋斗。“我们是没有围墙的黄埔军校，加入就是老板。”“超高回报率”加上王丽娟极具针对性的“成功学”煽动诱惑，很多人“不劳而获”、“一年暴富”的畸形发财欲望被勾起，加入组织后又被培训成传销骨干，使下线迅速扩张。

为了强化精神控制，传销组织宣扬自己是精英团队，传销头目往往把自己包装成经济、社会地位崇高的成功人士，平日住别墅、开豪车，并要求组织骨干效仿，即使还没骗到多少“下线费”，也要按揭买奔驰车，给底层下线树立“愿景、榜样”。“造梦”同时，组织内部还有一整套教育、培训方案，定期上课学习营销学、成功学、心理学，定期组织交流讨论，并要求行业人员互助自律。这些看起来“积极向上”的东西更有迷惑性。

组织严密煽动性强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传销组织还表现出管理精细化、组织专业化的“进化趋势”。王丽娟传销案就具有该特点。据办案人员介绍，早在2009年“创业”不久，高中学历的王丽娟就感觉“组织发展太快，自己能力跟不上”，于是“在职”攻读清华大学EM BA。

运用现代管理知识，王丽娟打造的传销体系更加严密，手段更为隐蔽。据调查，在王丽娟之下，设有人事总裁、教育总监、自律总监、申购总监、产品总监，往下各层级也有相应岗位，组织统一服装、统一手机号码段，从拉人、洗脑、收钱、培训、考核到奖惩，形成一个目标明确的完整控制体系。

在多年的逃避打击过程中，传销组织还发展出一套“风险控制体系”：本地人“不好控制、容易出事”，本省户籍的一个不要，“跨省聚集传销”降低风险；底层下线不经允许不能请假外出、聚餐，相互不串连，不得与本地人发生矛盾等。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传销组织体系十分严密，利用微信、Q Q等社交工具“虚拟抱团”，组织动员能力极强。一些基层打传干部和公安干警认为，目前传销已经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而是蔓延发展成为了社会问题。

据合肥市打传办的统计，自2010年以来，合肥市每年都会发生多起传销人员聚集对抗政府打击的群体事件。起初，传销人员与政府执法人员对抗还只限于简单的辱骂和个别肢体冲突，但后来暴力对抗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发展到殴打政府执法人员。利用微信等社交圈，传销人员快速动员能力极强，有时短短几分钟就能聚集上百人，对抗政府的底气越来越足。

严打弱罚助长气焰

尽管近年来，不少地方打击传销保持了高压态势，但是传销如同韭菜般割一茬长一茬，始终处于“打而不死、驱而不散、遣而不返”的状况。这除了与传销人员自己身陷其中难以自拨有关，更重要的是，当前严打弱罚的打击效果难以形成震慑力，反而助长了传销人员的气焰。

2013年下半年至今年2月底，安徽全省共审理传销活动犯罪案件44件，这些案件查实的下线多达1.3万余人，但立案判决的只有162人。专门负责打击传销工作的合肥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相关负责人无奈地表示，现在打击传销政府重视，工商、公安、房产等多部门联动，阵势大却难有震慑效果。“我们最头疼的就是侦破一个传销案子，花费数月甚至一年，发现涉传人员成百上千，但最后却打击不了，真正能定罪受罚的只有几十人，大多数下线换个地方接着干。有的案子还没有办结，那些被遣散的传销人员已经异化为几个组织体系了。”

合肥市打击传销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说，打传销就像割壁虎的尾巴，这个老总抓住以后，下面的老总马上就“升”上来了。合肥市包河区曾打击过一个涉及数百人的传销组织，判了50余人。这个体系离开合肥到浙江湖州、嘉兴，重新另起炉灶，下面的人员全部升级，副职升正职，因为抓的毕竟是少数，发展体系非常快。

严打弱罚的打传窘境造成了传销的全国大流窜，有数据显示，目前传销组织遍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涉传人员达数千万之众。打不绝反而助长了传销的气焰，一些传销人员不仅因此越来越有对抗政府的底气，而且还借此宣称，这是政府的明打暗支持的一种方式。

“打了放、放了打不如不打。”基层干部认为，这种软弱的处罚长久下去将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既长了传销人员的气势，更增加了不明真相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