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谈文保 曾获季羡林称赞

樊锦诗，祖籍浙江，1938年生于上海，求学于北京。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慕敦煌石窟之名去实习，为敦煌研究院的创始者常书鸿先生所挽留，于当年9月再赴敦煌，从此扎根大漠，守护莫高窟半个多世纪。如今，她是敦煌研究院院长，敦煌学研究权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日前，在敦煌研究院，记者面对面见到这位考古学界的传奇人物、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掌门人。76岁的她满头短短的银发，瘦小，却不瘦弱，对于个人的叙述她总是淡然带过，但一当讲述敦煌，她就露出了难得一展的笑颜，充满了自豪。

事业与爱情在大漠绽放

还没进敦煌，就读过樊锦诗的爱情故事，也从考古界的朋友处了解到一些她跟同为考古学家的先生彭金章之间的故事：大学毕业前夕，偷偷将父亲写给北大的抗议信藏了起来，背个背包就义无反顾去了敦煌的樊锦诗那时已经与彭金章谈了恋爱，她答应他，去敦煌看看就回到他身边，回到他毕业分配所在的武汉大学。

1967年，两人结婚，樊锦诗在敦煌住土洞、吃杂粮，但“敦煌的洞太美了，每一个都美不胜收”，她离不开了，没回；1968年，大儿子出生，一个人带着孩子，白天去窟里做研究，孩子留在家里，用被子堆着在床边防摔，却一次次掉下来。到后来孩子大一点能走路了，宁愿用绳子拴着。樊锦诗就这样磕磕绊绊的，一边心疼儿子，一边利用自己的考古专业，牵头完成了莫高窟北朝、隋以及唐代早期分期断代的研究工作。后来，二儿子出生了，放到河北农村的姑妈家。1986年，两人分别23年，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根本不可能回。彭金章收拾了行囊，放弃了自己在武汉大学开创的考古专业，去了敦煌，分处河北、武汉和敦煌的一家四口终于团聚。但樊锦诗顾得了申遗却顾不上家人，她对此充满歉意，称彭金章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丈夫”。到了敦煌后，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历时7年，探明了北窟供僧人修行、居住和死后埋葬，与礼佛窟集中分布的南区形成功能上的分工，并发掘出了9种民族文字的文献，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点。

季羡林赞誉：“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

让樊锦诗在23年里宁愿放弃家庭团聚也舍不下的，是敦煌石窟的艺术和学术价值。“敦煌不好说。”樊锦诗难得柔和地笑，眼睛里却闪着骄傲的光芒。“既有从4世纪到14世纪连续一千年不断地建造，连续一千年画的石窟艺术宝库（建筑、雕塑、壁画），又有藏文献的藏经洞，这样的文化遗产，全中国、全世界可能只有一处。仅从壁画来说，它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同时还涉及到宗教、文化，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旅行交通、音乐、舞蹈、建筑、山水画等等方面，内容广阔，博大精深。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对20世纪学术研究的发展，意义更为重大。它几乎包括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各方面，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

然而这5万多件文物，于1900年6月22日，经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无意间发现后不久即惨遭劫掠。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先后以不公正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绝大部分文物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史学大师陈寅恪因此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然而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改变。樊锦诗说， 1983年，由季羡林担任会长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中国敦煌学在季羡林先生的引领下，历经30多年努力，到2000年藏经洞发现百年之际，“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世界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在敦煌石窟考古、敦煌石窟艺术、敦煌文学、敦煌历史地理、敦煌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明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000年，在回眸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等第一代敦煌学者奠下基础的百年敦煌学之余，樊锦诗用“千年新辉煌”信心满满地展望敦煌学的未来，她以敦煌研究院院长和敦煌学研究权威的身份，提出了敦煌学未来的研究方向，一共9个方面，包括“多视角、多学科的纵深发展”、“用电脑、3D技术逼真模拟再现现有成果”、“把敦煌石窟艺术置于整个世界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大潮流以及佛教文化传播圈大背景下研究”；“用计算机、高科技保存壁画”等。这些充满了预见性的学术设想，到今日大多都已实现。季羡林先生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喻为“功德无量”，曾赞誉她守护、弘扬敦煌文化，“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

但樊锦诗将季羡林的这句话看作是对历代敦煌守护者无私付出的勉励，她说：“季老的赞扬，常先生是实至名归，至于我则愧不敢当。”

开创“数字化”敦煌 永久保存

敦煌研究院掩映在两排高高的白杨树林里。采访时正值高原仲春，花朵开得迟，院里还绽放着紫色红色的花儿。但这难得的春色，在采访结束后大约半小时时间内转眼便消失无踪，我们在莫高窟前，眼睁睁看着黄沙弥漫，到最后即便躲在出租车里，连牙缝都灌满了沙土。20年一遇的沙尘暴转瞬间使得整个三危山和附近的鸣沙山、月牙泉一带遮天蔽日，白日瞬间变为无边暗夜。

而这，不过是我们恰巧碰到的莫高窟的艰难之万分之一点。25岁的樊锦诗，在敦煌守了20年，才守来了电。“1981年才有电，看电视都到了1986年以后，离现在也就是不到30年的光景。完全是在一个很闭塞的环境里，还有刮风。你也不可能整天看洞，散步。那时候也没有电话，不像现在拿着手机随时可以打，就我们所长办公室有电话。交通也很不方便，我们现在出差坐飞机，那时候哪有飞机，坐火车都不方便，火车站离这里还有130多公里。那个时候火车的速度慢，从这个地方到兰州得一天一夜，到郑州得两天两夜，到上海得60个钟头以上。”苦行僧般的日子，令周围的百姓很费解，樊锦诗说：“他们都问我们是不是和尚，我就问他们，你们见过和尚留头发的吗？”

但一代又一代的敦煌守护者，就这样扎根于这座石窟前的大漠里。常书鸿、段文杰是樊锦诗的前辈，她回忆自己1962年到敦煌实习时的情景说：“原来想的都是中学课本里，报告文学和展览里的敦煌，觉得特别好。一想到敦煌文物研究所，觉得这些人都是很有名的，常书鸿、段文杰，想着他们一定挺派头的，住的估计也是窗明几净的。来时一看，完全不是这样的。”

樊锦诗曾说过，作为一个献身敦煌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倘若敦煌石窟在我们手中得不到保护，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如果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它，让它世代延续，我们就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子孙后代。2003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提交了敦煌石窟数字化保护的提案，就是因为，任何的事物都有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尽管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在用世界一流的方法科学保护敦煌石窟，但却无法预计，它们会在哪一天消失。而数字化的档案是永远的。

历经11年，今年7月，包含在这一提案中的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将开放，并将以数字化方式展示敦煌，让游客在直径18米的穹幕里感受到敦煌洞窟的实景还原。樊锦诗说：“这个做法，是有利于洞窟，也有利于观众。这也是对地方政府、地方旅游的一个支持。”这样的安排可以减少游客在洞窟里所待的时间，从而减少了二氧化碳、体温等对壁画造成的损害影响，同时，又可以提高参观人数，平衡了敦煌石窟的开放与保护问题。它终于圆满了樊锦诗“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梦想。（记者 龙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