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谈文保 曾获季羡林称赞

季羡林赞誉：“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

让樊锦诗在23年里宁愿放弃家庭团聚也舍不下的，是敦煌石窟的艺术和学术价值。“敦煌不好说。”樊锦诗难得柔和地笑，眼睛里却闪着骄傲的光芒。“既有从4世纪到14世纪连续一千年不断地建造，连续一千年画的石窟艺术宝库（建筑、雕塑、壁画），又有藏文献的藏经洞，这样的文化遗产，全中国、全世界可能只有一处。仅从壁画来说，它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同时还涉及到宗教、文化，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旅行交通、音乐、舞蹈、建筑、山水画等等方面，内容广阔，博大精深。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对20世纪学术研究的发展，意义更为重大。它几乎包括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各方面，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

然而这5万多件文物，于1900年6月22日，经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无意间发现后不久即惨遭劫掠。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先后以不公正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绝大部分文物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史学大师陈寅恪因此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然而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改变。樊锦诗说， 1983年，由季羡林担任会长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中国敦煌学在季羡林先生的引领下，历经30多年努力，到2000年藏经洞发现百年之际，“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世界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在敦煌石窟考古、敦煌石窟艺术、敦煌文学、敦煌历史地理、敦煌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明显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000年，在回眸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等第一代敦煌学者奠下基础的百年敦煌学之余，樊锦诗用“千年新辉煌”信心满满地展望敦煌学的未来，她以敦煌研究院院长和敦煌学研究权威的身份，提出了敦煌学未来的研究方向，一共9个方面，包括“多视角、多学科的纵深发展”、“用电脑、3D技术逼真模拟再现现有成果”、“把敦煌石窟艺术置于整个世界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大潮流以及佛教文化传播圈大背景下研究”；“用计算机、高科技保存壁画”等。这些充满了预见性的学术设想，到今日大多都已实现。季羡林先生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喻为“功德无量”，曾赞誉她守护、弘扬敦煌文化，“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

但樊锦诗将季羡林的这句话看作是对历代敦煌守护者无私付出的勉励，她说：“季老的赞扬，常先生是实至名归，至于我则愧不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