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解决中印边界问题需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谈判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应邀访华。16日上午，小平同志同戈尔巴乔夫会晤。我当时负责新闻吹风。小平同志总结了中苏关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强调双方交恶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两国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苏中高级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新阶段，两国关系将建立在国与国交往的普遍原则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终于结束了几十年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质就是做到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办事。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五项原则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

另一件大事是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中印两国有着友好交往的悠久传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然而，中国和印度因历史、地理等原因，边界从未划定。由于印方坚持以所谓“麦克马洪线”为边界线，在军事上推行“前进政策”，蚕食中国领土，1962年10月20日，中国军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卫反击。此后，双方撤回了大使，两国友好往来中断。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也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耐心进行外交谈判。

2003年6月，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两国领导人在宴会桌上就边界问题建立磋商机制达成共识。瓦杰帕伊当场指定随行的国家安全顾问布拉杰什·米什拉担任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希望中方也尽快指定人选。温总理随即让我推荐一位相应人选。我建议由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戴秉国担任中方特别代表。温总理当即让我请示胡锦涛主席。我马上离开宴会桌去给胡主席办公室打电话，很快得到肯定答复。我又打电话找秉国同志，想向他通报一下情况，不巧他出去散步了。我回到宴会厅向温总理报告结果，这事就定了下来，并写入两国总理签署的《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第二天，秉国同志见到我问：“怎么回事，我一下子成了特别代表了，事先一点儿不知道，还是从广播中听到的。”我向他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笑了。

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应曼莫汉·辛格总理邀请访印。双方在正式会谈时同意就两国关系确立新的定位，但联合声明一直谈不下来，分歧主要是在印度“入常”问题上。辛格强调，如联合声明不包含中国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表述，他很难说服印度人民，在议会和联合政府中会遇到困难。两国总理临时决定，让双方外长出去商量这事怎么办。于是，我和纳特瓦·辛格外长暂时离开会谈厅，很快就商妥了一个表述，内容为：中国和印度一致认为，联合国的改革应该是全方位和多层面的，应该注重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印方重申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中方重申，印度是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中方高度重视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理解并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双方重申，愿意在联合国改革进程中进行密切磋商与合作。这段话照顾了印度的关切，又与我原则立场一致，实际上是互谅互让的结果。会谈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波关系没有因波兰剧变受到影响，中印关系经历曲折，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五项原则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