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一度信奉“两种文化理论”,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初期,东方是砍砸器文化圈,西方是手斧文化圈。长久以来,包括李超荣在内的国内考古学家们一直试图打破“东方无手斧论”。
这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研究员李超荣在走过无数的旧石器发掘地,经过大量的旧石器材料研究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日前,由李超荣主持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抢救发掘项目已顺利完成。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既完成了一项国家任务,同时也发掘了大量旧石器,为东西方旧石器文化交流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80万年前的手斧
手斧是重要的石器类型,它在研究旧石器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价值学术意义。李超荣认为,手斧是研究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计划性、认知性和心智发育水平的特殊石器类型。
然而,早在上世纪40年代,考古界有一个“两种文化理论”,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初期,东方是砍砸器文化圈,西方是手斧文化圈。而李超荣等一批国内考古学家一直试图打破“东方无手斧论”。
1994年,李超荣等人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多处地点采集了624件石制品,石器占44%以上,其中就包括了手斧、手镐、薄刃斧、砍砸器、石球、尖状器、刮削器和石锤。
2004年以来,李超荣带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野外考察队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在湖北和河南省发现含手斧的旧石器遗址30余处。其中,经过专家证实,考古人员在丹江口双树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抢救发掘出的手斧,是8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活动时留下的。
我国手斧工具的出现,不仅为研究南北过渡区旧石器文化发展与演变提供了材料,李超荣等科研人员还通过与中西方旧石器文化对比研究,提出中国与欧洲的手斧工具之间在类型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从材料上看不出它们之间存在文化上的交流。
随后,李超荣与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昌江县文化管理所等单位开展考古调查,并在不断求索和对话历史后,证实中国出土的手斧是“土生土长”的。
考古的艺术作品
丹江口库区的旧石器,主要是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库淹没区的郧县、十堰市城区和丹江口市及河南省淅川县发现的。随着大量旧石器的出土,既表明该地区是我国旧石器文物埋藏的富集区,也说明该地区古人类活动时间漫长且频繁。
丹江口库区位于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之间的汉江中上游地区,汉水及其支流丹江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交汇处,水域面积126万亩,蓄水总量81亿立方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水库。
李超荣告诉记者,库区的考古工作一般在每年的春季和冬季开展,避开夏秋两季是因为水位太高不利于发掘工作。
库区的考察地点多数是淹没区,船成为了主要的交通工具。经常跟随李超荣一同考古的许勇告诉记者,他们会以船为点,以步行为面,采取拉网的方式,根据地形和地貌特征,对可能存在文物的地层或地段逐一进行调查。
许勇是古脊椎所绘图室的一名工作人员,2004年加入李超荣的旧石器课题组。在经手过几千件石制品后,现在的他只要把一件石器拿在手中,就能想见古人的打制过程以及是如何抓握和使用的。
在课题组里,许勇主要负责绘制石器标本插图。在他看来,插图不但要表现出石器的结构和立体感,还要呈现石皮、疤痕、打击点、打击方向等“科研内容”。
“我不仅要绘制好旧石器标本的插图,还要对它的观察、描述、分析、研究成果进行展现,这一点也突显了科研与插图绘制的紧密联系。”在许勇眼中,那些出土的石器也是一件件等待他去绘制的艺术品。
人才与科普的摇篮
虽然从事的不是直接的科研工作,但通过近10年来追随李超荣的考古足迹,许勇已经成长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考古人。
每次在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前,李超荣都不忘在当地先进行科普宣传。他说:“我们既需要专业的科考人员,也要让更多普通人了解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考古队进行的工作曾经让不少当地人好奇:“这些破石头有什么好挖的?”李超荣不仅希望自己从中收获研究价值,也会耐心地向当地百姓讲授这些石头所代表的古人用过的哪些生产工具。
当地老乡获悉自己家乡还有如此的宝贝,也会主动将自己挖掘到的小东西送到李超荣这里来。许勇告诉记者:“老乡非常细心,米粒大的石屑都能挑出来,这对我们保护文物非常有好处。”
考古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常常天还未亮他们就已上路。走路、爬山、搜索、采集、定点、定位、绘图、运送并清洗标本,待标本干透了,再统一标记、整理、记录、照相、包装。
他们一般是白天发掘,晚上整理,有时候李超荣会把发掘现场当成天然的大讲堂,把刚刚出土的手斧、石核、石器等石制品当作教具,向周围的人们介绍他们的名称、分类、用途,亲身示范石制品的打制方法及使用方法,详细讲解在发掘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
许勇至今还记得当李超荣用现场打制的刮削器轻松地割断绳索,用石器砍断竹板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考古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也很锻炼人。”李超荣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抢救发掘项目已经结题。这个项目不仅为我们培养了一批考古人才,也在当地传播了科普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