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央深改组：短时间内分解336项改革举措

深改突破口或在“法治国家建设”

北青报：改革千头万绪，那么深改组推进改革的突破口会在哪里呢？

施芝鸿：关于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我们全国政协社科界的刘树成委员是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人员，在中央领导同志来听取我们联组讨论的时候有个发言。他在发言中认为，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加强法治国家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法治化，他建议中央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插了一句话，“刘委员，你的意思是说把法治建设作为突破口吗？”刘树成委员说“对”，中央领导同志颔首表示肯定。我当时注意到这个细节。

现在究竟怎么来选择改革突破口？我想下一步深改组包括下设的六个专门小组，以及设在中央政研室的办公室，会及时汇总梳理各方面的意见，还有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成立的各地的深改组，他们也会梳理出来意见，最后还会有一个更完整的汇总，最终找出真正的突破口在哪里。我认为，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领域，像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经济特区，都成为了“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改革举措。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会怎么选择？刘树成委员提出的这个思路不无道理，如果法治是突破口之一，那法治领域更具体的突破口落在哪一个措施上？这还要寻找。

我相信，在集中各方面智慧的基础上，这个突破口会尽快明确的。

要突破思想观念和利益固化藩篱

北青报：这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在哪里？

施芝鸿：障碍有两个，一是思想观念的障碍，一是利益固化的藩篱。小平同志南巡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是要解决“怎样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有效率的，也是公平的，既是能够激发活力的，也是能够便于治理的，能够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打破目前市场秩序失序、市场规范失范所导致的种种不公平竞争，以及大家反映强烈的各个方面的利益差距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在这一轮改革中搞好了，我们就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发展，也使我们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现代化。

委员建议

迟福林：地方深改组不能流于形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深化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利益调整，每一项改革背后都是利益关系。建立深改组的最大目的就是在协调利益关系上发挥重大作用。

而对于如何协调，迟福林认为，有些部门的改革方案不能“自己改自己”，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包括部门立法等都需要征得深改小组同意，需要协调和上报；此外，改革有了方案后需要推动，深改小组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各地成立的深改组，迟福林认为不能流于形式，也不能成为一个秘书班子，应该成为强有力的专门的工作协调机构，此外还要和社会各方面结合，吸取多方面意见和建议，才能推动改革。

迟福林强调：“没有强有力推动的改革很难，今天的改革应该靠强有力的推动，但这种强有力的推动不该等同于集权。”

王长江：不能有绕难题走的惯性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改革路径是先易后难，从最能形成共识的方面渐进改革。但当前已进入全局式改革阶段，不能再有绕着难题走的思维惯性。

王长江认为，深改组将改革权收回中央，是打破现有权力格局，进行重新配置。同时，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将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里面既包含权力集中，也包含给地方积极性，意在科学分配权力。

王长江还曾提出建议，顶层设计机构应该由退休老同志、中立的学者智囊和民主党派人士构成，这些人熟悉经济、政治、社会工作，但又不具体执行、没有实权，能够比较超脱独立地进行设计。

文/本报记者 孙昌銮 制图/潘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