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中国威胁论”背后的危机感

其实听到美国商界精英对中国的这番评价，国人不必觉得他们不怀好意，也不必“受宠若惊”。美国国会举办这样的听证会是为了搜集完善政策制定的意见建议。证人们根据各自的经验知识提供证词，不管其中夹杂的是公司利益、行业利益还是集团利益，这些最终都会紧密编织成美国的国家利益。

尽管他们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的评估与分析未必完全准确全面，但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却可以管窥他们在后危机时期的自省，而这种自省在危机前并不多见。

诚然，石家安教授所说的“美国人需要修正自己的创新文化”并不是说要放弃创新转而模仿，而是应该创新、模仿两条腿走路。常识告诉我们创新是最难的，模仿则首先要看你是否愿意。现在美国人一方面开始意识到模仿的意义，而他们在创新领域的实力依然无可匹敌。

美国对中国企业的评估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种速度早就给他们带来了困扰和压力，让其无法等闲视之。好在中国一直都不乏忧患意识，对当下改革发展中面临的各种“深水区”问题都有非常清醒冷静的认识。

不管美国精英如何赞叹中国模仿能力多么强，中国企业多么有潜力，我们都应该看到中国企业中真正能称得上享誉世界的跨国公司依然是凤毛麟角，中国经济和世界头号强国的差距还相当大。在经历一系列经济危机和社会变革之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也许从自身的历史坐标来看有所下降，但其在世界各国相对的坐标系中仍然领先。

为什么美国会对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为如此在意？原因是中国经济的体量巨大，中国经济对美国的影响从广度和深度上说，和新加坡、韩国等是不可以比肩而论的。

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紧密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后危机时代的危机感其实是被中美两国共同分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