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群体遭遇人情“夹心”:村里有 城里也有

回乡匆匆团聚几日后，年过完了，如同候鸟般的农民工将再次离开家门，向着远方大大小小的城市迁徙，开始新一年的打工生涯。这个离乡土更远，却未必距城市更近的“夹心”群体，同样遭受着“人情债”的双重挤压：村里有，城里也有。

农民工人情：双重挤压，数额成痛

在太原市打工的张小明在春节之前，赶回山西临县老家参加了一场侄子的婚礼，按照那边的随礼行情，张小明随了1000元，这相当于他一家四口在太原一个月的生活费。做装潢工作的张小明每天的工资有两百多元，“每个月差不多干20天，2013年挣了52000元。”张小明说。

然而这5万多元，到年底基本没剩下，“一家四口在太原的房租每月500元、生活费1000元，两个孩子上学花去2万多元”。让张小明介怀的还有一项巨大的开支：送礼花去了7000多元，占据他总收入的15%。

在张小明的账本上，清晰地记录着，2013年参加各种婚丧嫁娶25次，其中太原17次，老家8次。“太原多是工友结婚，工友孩子满月、12岁生日等，都一起干活的，通知了不去不合适。”张小明说。

高额的人情债也成为同在太原打工的问勤荣“不能言说的痛”。42岁的老问2013年随礼花去了5000多元，“现在行情都涨了，城里的朋友起码300元，老家的最少200元”。

除去婚丧嫁娶，过节的人情也成为他们的负担。在山西长治打工已经3年的刘庆祥和妻子，一年下来收入并不高，但春节的各种人情开支一样也少不了。“俺们东北那儿礼重，亲戚十来户都得去看，每次怎么着不得花二百多元。再说压岁钱吧，亲戚朋友的小孩都得给，光这就得两千多元！”

依据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的数据，四成受访者平均每月随礼近5次或更多，亲朋之间的红包、随份子正在逐步演变成“人情债”。

人未留城，情已进城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表示，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村人，农民工群体需要维系两边的社会关系，“夹心”人情让他们背负着双重负担。“人未留城，情已进城”，吴忠民说，生活圈子的双重化决定了人情圈子双重化，农民工群体自不例外。

城市示范效应以及部分农民工的攀比陋习导致了人情费用飞涨。山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谭克俭表示，随着社会发展、物价水平的提升，人情费用升高成为必然。农民工进城，在城市里甚至回乡之后的人情往来都有向城市居民看齐的倾向。

被人情裹挟的农民工群体也有些身不由己，张小明等人表示，他们出来往往会结识来自不同地方的工友，“因为平常一起干活，抹不开面子。另外我们的工作并不固定，一个活完了之后往往需要小包工头或者工友之间互相介绍工作。”张小明说，不处朋友，没有活干。

谭克俭表示，在城市圈子里，农民工随礼已逐渐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交流情感的目的，其背后蕴涵着复杂的人际关系，承揽业务、拉拢劳力、借钱借物等目的充斥其中，充满功利色彩。

事实上，农民工在城里的人情多是“转圈人情”。问勤荣说，他们随礼的对象往往是一群人，活完了这些人有可能就散到各地了，“但是不要紧，我们有什么事的时候，会有新的工友来随礼”。

于是，各种名目的摆酒设宴便在农民工群体中流转：工友结婚、孩子满月、孩子12岁生日，即便在老家操办过，也要在城里“表示表示”。一来二去，陷入恶性循环。

移风易俗，为农民工“减负”

专家表示，农民工留城不易，高额的人情往来除加剧他们负担之外，更阻碍了这些边缘人群的城市融入。

“人情往来金钱化，反而会使人际关系淡漠，违背了礼尚往来的初衷。”谭克俭说，表面上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农民工群体荣辱标准的错位，从深层讲，是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管理滞后的表现，农民工行为缺乏必要的引导和约束。

吴忠民说，过去移风易俗集中在对旧有不良传统的摒弃，现在要开展适应新形势下的移风易俗。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教育群众进行自我调适，降低维护自尊式的利益需求，减少群众的不理性行为。 (记者孙亮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