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群体遭遇人情“夹心”:村里有 城里也有

人未留城，情已进城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表示，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村人，农民工群体需要维系两边的社会关系，“夹心”人情让他们背负着双重负担。“人未留城，情已进城”，吴忠民说，生活圈子的双重化决定了人情圈子双重化，农民工群体自不例外。

城市示范效应以及部分农民工的攀比陋习导致了人情费用飞涨。山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谭克俭表示，随着社会发展、物价水平的提升，人情费用升高成为必然。农民工进城，在城市里甚至回乡之后的人情往来都有向城市居民看齐的倾向。

被人情裹挟的农民工群体也有些身不由己，张小明等人表示，他们出来往往会结识来自不同地方的工友，“因为平常一起干活，抹不开面子。另外我们的工作并不固定，一个活完了之后往往需要小包工头或者工友之间互相介绍工作。”张小明说，不处朋友，没有活干。

谭克俭表示，在城市圈子里，农民工随礼已逐渐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交流情感的目的，其背后蕴涵着复杂的人际关系，承揽业务、拉拢劳力、借钱借物等目的充斥其中，充满功利色彩。

事实上，农民工在城里的人情多是“转圈人情”。问勤荣说，他们随礼的对象往往是一群人，活完了这些人有可能就散到各地了，“但是不要紧，我们有什么事的时候，会有新的工友来随礼”。

于是，各种名目的摆酒设宴便在农民工群体中流转：工友结婚、孩子满月、孩子12岁生日，即便在老家操办过，也要在城里“表示表示”。一来二去，陷入恶性循环。

移风易俗，为农民工“减负”

专家表示，农民工留城不易，高额的人情往来除加剧他们负担之外，更阻碍了这些边缘人群的城市融入。

“人情往来金钱化，反而会使人际关系淡漠，违背了礼尚往来的初衷。”谭克俭说，表面上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农民工群体荣辱标准的错位，从深层讲，是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管理滞后的表现，农民工行为缺乏必要的引导和约束。

吴忠民说，过去移风易俗集中在对旧有不良传统的摒弃，现在要开展适应新形势下的移风易俗。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教育群众进行自我调适，降低维护自尊式的利益需求，减少群众的不理性行为。 (记者孙亮全)